首先，我们要审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关注发展银行网络。许多发展银行位于中国和亚洲，在我看来，上述条件能够为提升中欧合作机会奠定基础，使我们期望实现的合作成为现实。

其次是社会发展。由于最近一轮的多哈峰会刚刚落幕，社会发展又有了一项新议程，重点聚焦于减贫。在这一领域，中国堪称最佳典范。在减贫方面，有诸多值得我们向中国学习之处。第二个目标是创造高质量的工作岗位，这是当下各国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在许多国家，青年群体在人口中占比最大，他们极为关注创造优质工作岗位，且这些岗位要与他们的教育水平相匹配。因为很多时候，两者之间存在差距，对许多国家而言，这个领域都面临着挑战，非洲国家尤为如此。所以，各方达成共识，要努力创造这样的优质就业岗位。

最后一部分是社会包容和社会保障。我们要探讨如何提供公众可获取的服务，以及提高社会保障的可及性，中国的案例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我本人是专注于社会政策的学者，我认为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构建起如此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着实是一项庞大的事业。在此情形下，中国同样可以与欧洲开展合作，并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我们还可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

第三个领域是气候变化。在巴西峰会上，我们看到各国提出了更具雄心的减排目标，会上还涌现出推动绿色低碳减排发展的新技术，十分引人注目。中国在技术上提供的支持和推动相当可观，欧洲也极为关注这个领域。不过，中欧双方在有些领域存在分歧，例如在化石燃料逐步淘汰的立场上，欧洲部分方面希望更为激进。我们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坦诚对话，期望推动公平转型。因为我们明白，一个国家在致力于快速发展时，需要有其他能源资源可供选择，这些国家必须得到公平对待。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在推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要寻求绿色化工业进程，非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不应要求非洲国家仅专注于原材料和农业生产，这既不现实也不公平，他们必须走上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但如果他们能够以更环保、更绿色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对非洲自身和世界而言都是更好的结果。我们需要与非洲携手推动其绿色工业化进程。

第四个领域是发展融资，该领域存在严重问题。仍以非洲为例，在部分非洲国家，支付公共债务利息的费用有时会超过教育和医疗开支，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这使得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困境，没有财政空间进行投资，也无法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进行进一步建设，这带来了根本性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当前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未能按照预期速度推进，中欧也需要在这方面寻找解决方案，我们要看看是否能给予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足够的空间？有些国家真心希望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却缺乏必要的财政空间。因为税收问题是根本性问题，一方面，这些国家虽有国家层面的征税体系，但大量税基流失，致使税收资源无法留存国内。

在此要特别强调，这就是联合国税收公约极为重要的原因。我也坦率地说，我对欧盟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持批判态度，因其立场有时极为模糊，时而支持，时而犹豫不决。他们一方面宣称要在经合组织的框架下解决税务问题，但问题在于经合组织并不代表全世界，它只是西方国家的组织。

对话环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罗德里格斯围绕中欧关系定位与未来合作、 美国缺席全球治理的影响、国际规则变革、新兴国际机制与传统体系的关系、中国贡献与叙事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另一个领域是数字领域，数字转型可谓是我们生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转型。如今有全球数字契约，该契约明确了一些根本性原则，对全球范围内应遵循的网络安全、物理安全以及开发向善、人工智能向善等核心原则作出了相关规定。

不过，我要特别和大家分享一件事，下一届联大的一个主题将聚焦数字领域。截至目前，我们一直采用美国模式，即对相关平台进行监管，尤其是对美国的部分平台和APP。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仅采取这一行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开发自己的平台，发展我们自己的人工智能。我们需要探索适合自身的有效路径，推动数字转型。

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布鲁塞尔的最新动态。不久前，我们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欧洲数字主权”的峰会，这也体现了欧盟自身定位的变化。我们与中国之间的经验交流与合作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自然引出我最后一个想分享的观点，我想和大家分享全球面临的挑战以及可采取的行动，包括中国和欧盟如何开展合作，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也想谈谈中欧双边发生的情况。

最近，我们也看到这带来了几个方面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汽车行业。因为中国在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量产方面遥遥领先，这也是中欧关系变化中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欧盟正在经历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外部带来的变化。现在新自由主义议程并未真正在欧盟得到执行，一个典型例子是，欧盟突然决定制定自身的产业政策，并要求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都出台相关产业政策。所以，欧盟的经济政策工具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欧盟更多地将国家援助或公共采购等方式作为推动本土创新的基本工具。欧盟在应对外国直接投资时，也将采取更为精准的政策手段。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意外，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确实需要产业政策，我也认为产业政策是必要的。我的想法是，中欧之间的产业政策需要更新和重新评估。我们应该认识到，中欧是两大市场和两大技术力量。我们要探讨的双边合作不仅包括贸易合作，还涉及新兴供应链的发展，这一领域需要我们进行更广泛深入的讨论。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面临一些更难跨越的障碍。尤其是目前欧洲大陆仍在进行战争，这出乎预料，而且这场战争已持续了近四年。对欧洲来说，重启我们之前的综合投资协议很困难。因为这份全面投资协议其实在2019年就已基本达成一致，却突然陷入停滞甚至被搁置。有人认为，当时欧洲议会与中国政府之间发生的外交事件导致了这一重要投资协定搁浅，但事实上，深层次原因并非如此，它涉及中欧双方经济协议更深层的因素，此外俄乌冲突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最后，来探讨一下如何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从欧盟的视角来看，自2000年起，我们便着手发展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也在与全球其他地区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但中欧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诸多领域堪称最为全面。我们对比发现，中欧在数十个领域均为战略伙伴关系。近期，欧盟对与中国关系的定义增添了几个关键词，我们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者”，还有所谓的“系统性的竞争对手”。或许中方不太认同这样的定义，我们也期望能坦诚地看待并交流这一问题，有必要构建全新的战略定位。

在战略概念里，我们应保留“伙伴”这一表述，因为在众多领域我们能够开展合作。这不仅对双方意义重大，对全球其他国家也十分关键。因此，我们应探索一种全新的合作发展模式，借助数字化转型的潜力来达成这一目标。届时，中国和欧盟或许已拥有该领域最为先进的实验室。这种新的合作模式应依托数字技术解决方案，这更契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第二，关于竞争。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双方经济保持开放。所以，我们需认识到欧洲实际上有两个 “范畴”，涵盖贸易和竞争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我们可在这些领域展开更多对话。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期望用“全球伙伴”取代“系统性的竞争对手”这一概念，以此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我认为这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甚至极为紧迫。

以上便是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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