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德文】

近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笔者根据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的调查，以及全国各地的乡村振兴实践，做个人化解读。

1.目标与方法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目标。“千万工程”则是浙江持续坚持20年的时间经验，是乡村振兴的方法路径。目标和方法之间，有一定的辩证关系，我们需要仔细辨析。

一是防止用方法替代目标。

典型示范是我们党抓工作的重要方法，通过典型示范，总结普遍性的工作方法，从而实现以点带面。但我们的调研发现，很多地方在进行乡村振兴示范时，存在目标替代的做法，人为拔高示范点标准，过度包装和总结其经验，这是违背“千万工程”的基本经验的。

不少地方在推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似乎都有了路径依赖，希望通过某个具有现实度的示范点来体现自己的工作成绩。因此，往往是抓了若干个点，却忘记了全面。有些示范点，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开始，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不知道投入了多少钱，示范了多少年，结果还是没有示范效果，连隔壁村都没有示范带动起来。这种以点代面的工作方法，我们要警惕。

千万要警惕，别把“千万工程”学习成造点的工程。

二是防止用特殊代替一般。

文件也特别强调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关键是，地方特点和类别怎么操作呢？我们认为，最好的划分标准是城乡关系。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千万工程，都是在特定的城乡关系中开展的。

浙江“千万工程”的发生背景是，当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多数农村地区也被纳入了城市带。城镇化工业化造成了村庄环境污染等问题，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资金和资源条件率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千万工程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是有合理性的。

现如今，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关系，其实和浙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浙江农村属于城市，那么，普通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属于农村。换言之，“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在很多中西部地区是很难实施的。

从我们的调查看，很多中西部地区去浙江学习，都重视学习具体的经验模式，如某个示范点的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和乡村运营的经验，最后发现，其实没有办法学。他们往往是满怀期待而去，满怀失望而归。

其中的原因是，浙江不少明星村，几乎都有意识地总结了一套经验模式，这些模式的特点都是无比高大上，用特殊代替一般，这些浙江的示范点在浙江内部都难以通融，何况是到浙江之外的地区？

因此，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重要的是学习方法，而不是具体模式。这些方法，无非是结合地方的资源条件和区位特征，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乡村振兴方法，千万别拔高，要立足长远，久久为功。

百亿花园村成为乡村振兴样板（图/新华社）

2.粮食安全和乡村产业发展

一号文件专门用一章来讲粮食安全问题。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自上而下都很重视粮食安全，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粮食安全。但在实践中，有些基层反应突出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农地非农化和非粮化治理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

农地非农化和非粮化治理，关系到粮食安全的基础要素——土地，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从实践看，非农化和非粮化的土地，有极其复杂的制度和历史原因。

在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资料，更是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地方政府有冲动把土地非农化。其结果是，好地盖房子去了，差地甚至不适合耕种的土地，反而成了基本农田。在工业化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在增减挂钩等政策诱导下，也有强烈冲动通过增加耕地指标，通过交易获取财政收入，客观上也导致了一些耕地质量不高，甚至因此而影响了生态。

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地方政府的农村工作的重心是农民增收，想方设法鼓励和引导农民多元化农业生产，鼓励种植经济作物，甚至默许农民在农地上发展养殖业等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通过“逼民致富”，的确发展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业，造福了农民。但客观上，发达的农业特色产业，往往也意味着土地的非粮化问题。

因此，一刀切的问题实质是，将粮食安全作为一个唯一且压倒一切的政治压力，传导给了基层政府。这迫使基层政府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出现了折腾群众、不切实际的做法。

早期的“千万工程”的可贵经验其实是切合农村实际，以群众利益为导向的。比如，村庄整治会充分考虑到群众出行需要，该修路修路，该架桥架桥。但当前在严苛土地管制下，基层根本就不可能根据实际来更加高效地运用土地，到处都是红线，基层基本上没有“有力有效”推行乡村振兴的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