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龄人口升学率与考生上线率：高考功能应势而变

前面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高等教育扩张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民众升学态度的变化，高考报名率为核心观测值。下面依旧针对这一历史时期，使用同样的原始数据，从另一个视角展开分析。（见图2）

首先，图2中的折线定义为“高考升学率”，它是当年高考录取人数与18岁人口之比值。这条折线反映了“扩招”的过程，也就是有多少比例的适龄青年根据高考的分配得到了高等教育升学机会。

其次，以当年高考录取人数与当年高考报名人数之比值的百分制来定义的本、专科上线率及落榜率，在图2中以三种纹理区域表示。

这组数据代表着高考的选拔强度和分层功能，也就是这场考试将考生区分为怎样分布的三个层次。通过两组数据的同时段历时对比可以直观地看到高考总容量的变化与分层结构的变化。

图2 扩招过程中高考筛选功能变化

（一）从“英才选拔”到“大众升学”

图2可见，1978—1998年，即前文所述的“读书的料”上大学时期，高考的基本特征是升学率低，上线率也很低，具有鲜明的选拔属性。高考在二三百万报名学生中筛选出更出类拔萃的20%进入大学本科，其次10%进入专科，淘汰70%。这一时期考试科目较多，命题对于当时的学生总体水平而言有相当的深度、广度与难度，以至于分数上拉开较大差距。

因此，当时高考命题针对的是少数学术优势型学生。当时各科高分都很稀少。一些才华出众的考生能够凭借一两门科目取得高分，而其余科目仅有平均分左右，其总分仍足以进入国内最好的大学，作为“偏科”的拔尖人才，得以就读擅长领域的专业；也有一些学生各科成绩均衡较高，总分脱颖而出。这种选拔效能对两类优秀学生都较能够识别招录。

1999—2009年，高考报名人数大幅增加，从适龄人口的14%增长至45%，十年间高考的相对受众容量扩大3倍。同时图2可见高考升学率也猛增近5倍。值得注意的是，2000—2010年的18岁人口数在2000～2500万的区间内先增长后减少，而报名率和升学率双双连年大增的情况下，每一年高考考生中本科上线、专科上线和落榜生的比例大体稳定在3:3:4。

从300万考生中遴选100万人达到本科线以上，到从1 000万考生中遴选300万达到本科线以上，看似筛选的比率差别不大，但必须注意到，300万和1 000万的基数含义大不相同。扩招前的300万考生并非随机产生，而是同龄人中在初高中里成绩较优，家庭条件较好，更有学术能力与学术追求，也被家庭、学校和社会赋予更大升学期许的群体。而1 000万人的基数则已经超过我国近年18岁人口数的一半以上，新增的700多万考生群体并不会均匀地分布于各个分数段，而是相对集中于较低分段（相比300万考生规模时）（见图2）。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高考的实际功能发生了质的转变，过去需要高考发挥“英才选拔”功能，2000年以后则越来越服务于“大众升学”的目的，筛选机制势必发生“重心”下移。

那么高考的内容、筛选的方式实质上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这十年中，一本、二三本和专科都发生了大幅扩招，而18岁人口有增有减，扰动不太大。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命题难度维持不变，且历年学生学业水平总体稳定，那么为了实现扩招，在高考总分不变的省份，主要分数线都会相应降低以便录取更多学生。

事实上通过统计历史数据可知，1999—2009年，高考不仅维持住了本科、专科、落榜大致3:3:4的分层功能，多数省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也大体维持在了一定的区间水平，一本线和二本线几乎略有上升，仅专科线有所降低。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们提出三种猜测：

一种可能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教育教学努力，我国18岁人口的学业水平发生了全面显著提升；

第二种可能是，高考整体命题难度显著降低，以便更好地区分庞大群体而非较优秀的小群体；

第三种可能是，有较大规模的学生没有通过高考统考，而得到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或凭借大幅加分入学干扰了分数线。

三种可能的变化对应的教育现象，其一是真正的教育提质升级，其二是高考本身选拔性减弱，作为“指挥棒”所代表的学业内容与标准的下降，其三则是以“自主招生”为代表的一系列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对高考统招制度另辟蹊径式的双轨制改革探索。

回看这段历史现实，有理由相信，以上三种情况都发生了。第一种变化无疑是最令人乐见的，不过基础教育的全面提质依赖教育规律，总是发生得缓慢而艰难，不可能完全适应急速扩招的步伐，第二、第三种变化则属于为了快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高考制度所付出的改革成本，放权。

高考悄然地完成了命题难度降低与筛选功能的转型，从只关注遴选少数学术精英苗子的选拔性考试，转变为“大众的高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急剧的高等教育扩招中，纵然高考看起来还是那个“高考”，教育和考试体系的实质却已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