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78—1998年：“读书的料”上大学

这个阶段，高考的报名人数年均250万，本科上线率低于20%，加上专科的高等教育上线率均值是30%。高中的毛入学率虽然大幅增长，但1998年前都没有高过四成，适龄人口中只有少数会参加高考，大多数年轻人并不考虑要接受高等教育。能够考中接受高等教育者凤毛麟角，被认为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大学毕业“包分配”制度具有鲜明的精英教育属性。

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水平不高，18岁劳动力不从事生产本身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在初等、中等教育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是多数人的常规选择。当然，随着家庭经济条件改善和适龄人口的相对减少，报名率稳步提升，到1998年最高点不过18%。

虽然高考报名是开放的，但要真正参与高考竞争的现实门槛很高。一方面，在当时能够上大学不仅意味着这名青年学术性才智出众，还隐含着家庭人口数与经济状况等背景条件。家庭能够供养得起他继续升学，又没有繁重的家庭劳动任务，如照料年迈和年幼的家人。可以说，当时的高考并没有实现全面筛选，有许多“漏网之鱼”。除非被长辈、学校和社会均认为是“读书的料”，才会得到支持去报名高考，能够为了能上大学供养子女“复读”的家庭更为稀少。另一方面，当时没能上大学的青年中也不乏会读书、爱读书的青年，他们由于生活的负担或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升学。得益于近40年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才需求旺盛，此类人才在后续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完全被埋没，凭着天生的才智能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一些人在多年后通过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取得了大学文凭，从另一条路径也取得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红利，获得了事业成功。

(二)1999—2009年：独生子女争先搭上“升学电梯”

随着1999年高等学校急剧扩招拉开序幕，直到2009年左右扩招速度减慢为止，人们的升学热情发生了明显变化。这10年间，高考报名人数从288万猛增至1 020万，增幅达354%，本科实际录取人数与报名人数同步增长，也实现了约350%的增幅，每年的本科上线率稳定在29%左右。2009年，本科录取326万人，加上专科录取人数，高等教育录取总人数为640万人。

这一时期的18岁人口先增后减，而报考人数有增无减。高等学校猛烈扩招得到了充分积极的报考响应，这种升学热情背后有其社会性动因。1980年开始我国全面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第一批独生子女在1998年满18岁。中国文化虽然历来崇尚考学出世，但过去多子女的家庭并不会全力以赴地支持每一个孩子上大学，独生子女政策下，每一个孩子都成了家里唯一的希望。同时，21世纪初中国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从不到6 000元上升到近3倍的1.7万元以上，越来越多的家庭摆脱了因经济条件制约而无法支持孩子上大学的困境。这些因素都强化了高中后继续升学的愿望。

自1998年起，报考大学的主体人群成了独生子女，恰逢高等学校扩招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考学难度不如过去大，特别是1999—2004年的落榜率显著较低。几年间，大学生不再是凤毛麟角，身边许多普通人只要努力、得要领，都有机会上大学。观念率先转变的家长着手拜师补课、针对性应试、支持复读、在扩招机会中找门路，其子女从中得到了显著的变革红利。入学门径也空前开放，2008年后，许多高等学校的自主招生权大幅扩张，过去严守5%的名额限制拓展到“原则上不超过10%”，个别名校比例更高，降分幅度也可高达30分乃至60分。当一些看起来资质平平者也如愿上了大学、上了名校，其他家长更加意识到在经历结构性变化之时“抢跑道”的必要性。

这些现象进一步刺激了升学热情，报名率于2009年达到空前的高点。在大扩招的变革过程中，由于评价机制也处于摸索试点阶段，决定许多孩子能否上大学、能上什么大学有不少机运成分，眼界、经济、社会权力、信息资源方面具优势的家庭更有能力帮助孩子抓住机会。和前一时期相比，这批高中毕业生可谓生逢其时，他们如能敏捷地把握住扩招机遇，就好像幸运地坐上了上升电梯，与自行走楼梯或止步不前的同龄人分道扬镳。

(三)2010—2020年：竞争持续升温形成“高压锅”

2010年后，18岁人口数量连年减少，高等教育的扩招继续，而速度明显放缓。这一时期，前几年高考报名人数略有下降，2014年后又开始上升，2017年后增幅明显。另外，2019年开始高职大幅扩招，开启了新一轮结构性增长。值得关注的是2010—2020年图1中高考报名率曲线的变化：前5年，报名率先抑后扬，总体在48%上下。2015年后报名率从50%一路攀升至60%以上。在18岁人口显著下降的情况下，高考报名人数不降反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18岁人口中六成以上都报名高考，因为报名者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复读生，这反映出10年间人们对高等教育升学态度变化。因此，进一步划分2010—2014年为第一阶段，2015—2020年为第二阶段，即以报名率超过50%的2015年为分界。

第一阶段，急速的扩招带来的副作用逐步显露，最直接的反映是毕业生总量在短时间内成倍增加，大学生就业压力剧增。大学毕业生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经济增长与结构提升的速度。大学生就业局面由过去的“卖方”市场演变为“买方”市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面临失业危机。然而，这不能单纯地归因于高等教育总量过剩，因为经济产业界对专业技术人才仍然供不应求，职位空缺和失业现象并存。由于人才培养模式与教育内容固有其传承的稳定性，高等教育机构难以在短期内根据社会需求改造教学定位，大学生的观念也大多停留于过去的大学精英的印象，就业期待与岗位现实差距较大。高等教育的扩张总体上有其积极意义，然而急剧的扩张导致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协调，造成了大学生结构性失业。

一方面，这种就业压力传导回大学教育阶段，便造成了“文凭贬值”观念，并进一步引起大学的学习变质。文凭贬值在消极的方面引起了“读书无用论”，一些就业受挫者怀疑高等教育文凭无法带来预期的高收益，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使升学热情有所降温。

另一方面，人们发现过去大学生在初入就业市场上能享有的优厚待遇现在只有少数名校大学生才可能拥有。在高等教育扩张前，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收入回报无显著差别，都显著高于高中教育，进入高教大众化时代，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内部做出区分，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的回报差异大于大学与高中两阶段之间的差异。

于是，为了维持住一定的就业竞争力和经济上的收益优势，争取上一本、上名校的考学努力被激发起来。不接受仅仅取得一个普通高等教育文凭，而主动投身“地狱”备考模式，家里不惜“砸锅卖铁”、全力陪读，也要力争一个更好的大学文凭，此类现象在近10年越发多见。

《小舍得》片段

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可谓时代的缩影，该校以每年帮助成千上万的复读生考上更好的大学而著称。2010年后，在高考中分分计较的竞争日益白热化，为了上个更好的大学而选择复读的群体愈发扩大，课外补习产业也越来越成规模。

第二阶段，2015年起高考报名人数和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均不断上升，这与2010年以来的趋势保持一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总基调没有变化。不过，与前期数据趋势不同的是，这一时期适龄人口数降幅扩大，高考报名人数增幅又很明显，以至于图1中高考报名率曲线呈现急剧上升趋势，升学热情第二次高涨。起初，人们感到上个普通大学不合算，不如不上，但局势很快发展到了不接受高等教育就难以找到工作的境地。根据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随着扩招的推进，接受高等教育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难以轻易拒绝的普遍“义务”。

数据显示，2017年起，高考报名人数与18岁人口比值超过50%。机会越开放，竞争越激烈，升学之路变得更加狭窄艰难。社会学研究有力地佐证了人们在升学过程中的体验，重点高中毕业生更可能被重点大学录取，基础教育阶段是否获得优质教育对后续教育的路径分流有决定性的影响，教育机会具有明显的累积性优势效应，并且，近年来的高等教育扩招进一步加大了差异。这就使得考试竞争不仅发生在高中，而是向前一阶段层层传递至初中、小学。

随之，对学习功利化，以及只为了考试而学习的应试教育弊病的批判成为教育系统的全局性问题。在不断积聚的教育批判与考试改革的呼声中，2014年后全国高考政策进入了频繁的改革期，试点政策的更迭、招考规则的复杂化、从中央到地方教育信息释读的不充分等因素都在客观上使许多考生及家庭产生“改革性焦虑”，考生在面临选择时感到无比迷茫。至今为止，考试竞争的严峻气氛有增无减，不仅笼罩着每个考生，把背后的家庭都裹挟其中。

虽然自从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报名资格不问出身，始终向大众开放，但真正“高考竞争的大众化”到了2015年后才实质发生，其标志是报名率超过50%。随着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张、文凭贬值，以及高考的影响力扩大，学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然而，竞争的目标资源，如优质高等教育、名校文凭、高端岗位等并没有实现与高等教育扩张等量齐观的改善和增长。高等教育的供给、大学文凭的效用、社会分层的结构和产业发展的进度都有各自的前进步调和内在规律，变革增值不可能如扩招般一蹴而就，这就形成了一种对有限资源与身份的剧烈竞争态势。至此，学校的教育考试系统几乎成了大众竞争“高压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