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个人注脚

中国人民最能直接感受中国共产党成功、中国发展成就对自己生活的影响。作为一名“老外”，我无法做到如中国人民那样感受深切。我在这里表达自己的想法，希望有助于大家理解本书的内容。

1969年，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我拜读了毛泽东的诸多著作，比如《矛盾论》《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当然，我读的这些作品都是英文版本，它们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拜读毛泽东的作品，这在当时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当时的我只是觉得，这些都是人类思想的杰出成果，有助于分析任何国家的任何问题。

我与中国的第二次接触始于1978年。20世纪70年代，我在研究国际经济期间，仔细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经典著作，并研究了苏联经济。当时，苏联经济尚未陷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场危机。但我注意到，苏联经济在许多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我只是将这些问题视为经济理论问题，并没有预料到这些问题后来会严重影响世界格局。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我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角度，得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取得成功的结论，从此我更加关注中国。1981年前后，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开始实行灾难性的政策。苏联模式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并没有得到任何纠正，苏联没有意向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农业的去集体化不但没有任何进展，反而准备将大规模社会化生产行业私有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政策将导致灾难，而事实也是如此。因此，从1985年起，两种经济模式的结果显而易见：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则引发了一场大灾难。

当戈尔巴乔夫制造的灾难变得清晰时，我选择去苏联。我到达那里后不久，苏联正式解体。1992年3月，我搬到莫斯科，并在那里待了8年。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遵循我早期的研究思路，尽我所能说服俄罗斯借鉴中国的经济改革，而非采用西方的“休克疗法”。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我不仅研究了中国经济政策基本原理，而且还认真研究了我能找到的每一份更详细的研究资料，然后据此于1992年初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的俄语文章。我的劝说虽未获成功，但是我的观点在俄罗斯也不乏认同者。

2000年，肯·利文斯通当选伦敦市长，邀请我从莫斯科回到英国负责伦敦的经济政策。因此，我开始与中国进行实际接触。伦敦市长与中国高层官员举行会议时，我也在旁参与其中。为促进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决定在中国设立伦敦驻中国办事处，由我负责。2005年，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这个我慕名已久的国家！从那时起，我定期访问中国。

2009年，在肯·利文斯通不再担任伦敦市长后，我受邀来中国一所大学讲学。2013年，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在那里工作一直到现在。50多年前在我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我不仅研究中国，而且身在中国。

总而言之，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是间接达成的——从拜读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然后了解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光辉，再之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涉及的经济原理。

在中国工作后不久，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我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新理论新思想发表的第一时间开展研究。我一开始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是研究国际经济和经济理论问题的专家。正是这些使我与中国有了日益密切的接触。这条学习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然不同于中国人。但这是基于同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列主义并将其应用于本国，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一贯正确地坚持，任何国家都不应全盘照搬另一个国家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哪个国家都不能全盘照搬中国经验，但可以向中国学习。我最初和中国共产党接触是因为我认为中共的思想理论是正确的，中共应该取得伟大的实践成就。正如我所预料的，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共产党也的确做到了，而同期预测中国将会遭受失败的那些西方人则被事实打脸。

这意味着什么？诚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挥着独特而具体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都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也必然将会产生巨大的外溢影响，进而影响到国际社会。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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