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即是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初所惠及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美国、日本的7倍，是苏联的近3倍。显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惠及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在人类历史上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望其项背的。

从直接的经济数据转向人类发展目标。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世界上主要经济体最快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提供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显示，1978-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年均增长7.5%，美国则为2.7%。

就减贫而言，中国取得的成就无与伦比，不仅按照国内标准消除了绝对贫困,而且按照世界银行界定的国际标准使8.5亿人摆脱了贫困线。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

中国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是划时代的，这可用统计数字来概括。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当今世界只有16%的人口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近18%。因此，当中国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在2-3年内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意味着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口总数增长超过了一倍。因此，笔者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而且最大限度地改善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数量人口的生活水平。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确保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历史成就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不是通过理论论证，而是通过历时数十年的宏大历史检验得出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数亿人为之奋斗，数千万人为之牺牲。事实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才能带领中国走出因外国侵略和封建制度腐朽衰败而陷入的灾难性境地。

正如习近平指出：“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不能故步自封，满足于老一套。要找到中国进步的方法，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如习近平所说：“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科技文化十分落后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处理其他政党从未成功解决过的问题——这一做法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质进行分析。

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后就始终认为，劳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驱动力。在最初的表述中，马克思采用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术语，后来改为“劳动社会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理论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体现了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但马克思认为，这些不同的财产和生产方式正是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呈上升趋势的体现：“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因此，“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劳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既反映在各个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上的变化，也反映在人类社会日益增强的全球一体化趋势上。

人类社会起源于小型部落，这些小型部落以采摘野果和狩猎为生。大约在公元前20000年，农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在相隔甚远的世界不同地区发展起来。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随着城市开始发展，区域型帝国开始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初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彼此之间的联系有限。

大约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00年，大帝国已发展起来，例如，统一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孔雀帝国、实现大一统的秦帝国和罗马帝国，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亦有限。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世界三大人类文明中心中国、印度和欧洲之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1492年，欧洲和美洲之间建立了永久性的联系。从17世纪起，欧洲和澳大拉西亚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所有主要地理中心首次直接建立联系，尽管当时的贸易和投资密度远低于现代。

这一过程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变得更为紧密，最终推动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进程的到来。这反过来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工人阶级于1871年在巴黎第一次成功掌权，虽然仅持续了数周时间；从1917年起，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存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世界的东方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劳动社会化进行了技术性描述。有必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认为，劳动社会化是全方位的，不仅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出现。因此，劳动社会化不受空间/地理限制，是同步进行的。在单个生产周期内，劳动社会化程度会不断提高。这包括以下过程：

·将最初由一个人完成的工作分解为由多个相互关联的人或一群人来完成。比如，福特汽车是现代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历史象征。

·生产者集中在更大的生产单位。

·将科学和研究等不同工作领域更多地纳入生产过程。

·利用教育等领域工作人员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

·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间的互动不断增强。

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是通过市场和非市场机制实现的（比如，后者通过内部分工/劳动社会化扩大了公司规模）。现代经济统计数据充分证明，劳动社会化呈上升趋势。

·增长最快的生产形式是“中间产品”（用于供别种产品生产使用的物品，并非直接消耗，而是其他生产过程投入),马克思将这样的产品称为“流动资本”，西方经济学则称之为“中间产品”。

·规模较大（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的生产单位的生产率，高于规模较小的生产单位的生产率。

·随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全球化进程取得了巨大进展。

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不仅发生在单个生产周期，而且也发生在多个生产周期。这表明，当前生产周期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先前生产周期生产的产品。西方经济学将机器、工厂、道路、桥梁、火车、电信设备等基础设施称为“固定投资”，马克思则称之为“固定资本”，但基本概念是相同的。这种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导致固定投资占经济比重呈上升趋势。

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以汽车生产为例有助于了解中间产品/流动资本和固定投资/固定资本之间的差异。方向盘在一辆汽车的制造过程中属于单个生产周期使用的汽车零件，因此是中间产品/流动资本。但是装配汽车的机器人或机器则可用于多个生产周期生产更多的汽车，因此是固定投资/固定资本。用非技术术语来说，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均意味着生产过程中的间接投入相对直接投入有所增加。这一过程用马克思术语来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