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里根使美国从资本输出国转变为巨额资本输入国

里根执政时期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带来的巨大冲击，使美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发生了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颠覆了美国与全球经济之间长达80年的关系模式，并开启了一个迄今已持续45年的新时期。

图16所呈现的数据有助于大家了解这一根变性的变化：在整个20世纪直至1981年，除少数例外情况外，美国国际收支每年都处于顺差状态。但是，一国经常账户差额必然对应该国资本账户差额,两者呈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国际收支逆差对应一国资本净流入，国际收支顺差对应一国资本净流出。也就是说，一直到1981，美国一直是资本净输出国——美国创造的资本不仅足以满足国内投资需求，还能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本。

1981年后这一模式彻底逆转，美国开始出现持续且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2006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夕，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NP比重达到5.9%的峰值，即便到2024年也仍维持3.7%的水平。

因此，里根使美国从资本输出国转变为巨额资本输入国。美国从一个不仅能满足本国全部投资需求、还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投资资本的国家，变成了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也就是说，美国开始依赖其他国家资本来维持其国内投资水平。

图16

3.5 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制造业停滞

在美国国际收支构成中，商品贸易占据最大比重。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恶化，主要源于其自1980年起陷入巨额商品贸易逆差——2005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占GNP比重达到6.5%的峰值，即便到2025年第一季度仍维持在5.2%的水平（见图17）。

美国商品进口规模远超出口这一事实，反过来对美国制造业生产带来下行压力，由此形成了米兰所指出的那个臭名昭著的“铁锈地带”。

图17

2007年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制造业生产状况进一步恶化，甚至陷入停滞状态。如图18所示，美国目前的制造业生产指数低于17年前的水平——截至2025年6月，其指数比2007年12月的峰值低7.6%。针对这一状况，特朗普誓言要通过关税措施与美元贬值的组合拳来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众所周知，特朗普宣称的目标是消除或至少大幅减少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从而通过减少国际竞争，为美国国内制造业扩大生产创造更大空间。

图18

3.6 里根“浮士德式交易”的后果

总结里根所创造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可用西方语境下的“浮士德式交易”概念来描述——这一概念源自欧洲古老神话中的浮士德，他为了即时达成目标而将灵魂出卖给魔鬼，最终换来灵魂永堕地狱的长期代价。

换言之，里根在政治上取得了惊人成功：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动荡后，重新确立了美国近四十年的政治稳定——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这种稳定最终使美国赢得了对苏联的冷战胜利。但长期经济代价则是摧毁了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一长期代价最终变得难以承受——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扩张停滞使其在经济上难以为继；“铁锈地带”的急剧扩张与美国工人阶级对传统政治的日益疏离，又使美国总统在社会和政治层面难以为继——自2016年以来，这种难以为继的局面体现在美国总统无法连任的历史模式再度回归。

因此，特朗普周围的力量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重振美国制造业。但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扭转自里根以来历任美国总统所接受的巨额贸易/国际收支逆差局面——于是便有了关税措施与美元贬值政策。

因此，特朗普试图扭转里根政策后果的根本挑战在于：能否在保持里根重塑的政治稳定性的前提下，逆转自里根时代以来所依赖的那些经济力量？换言之，特朗普政策能否实施的关键在于政治因素，而非纯粹的经济因素。由此可见，必须重点分析特朗普政策中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

第四部分  特朗普的政策能否成功？

4.1 特朗普政策的内在矛盾

了解美国经济与政治间的这种精确关系，就能清晰揭示特朗普计划的内在矛盾，明确决定其成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同时也能看出这对美元贬值造成的限制——因为正如下文所述，美元汇率在这一经济/政治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首先从当前形势来看，就特朗普实现削减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目标而言，美国近期的经济趋势极为不利，即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近期再度扩大（见图19）。从季度数据看，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NP比重已升至4.8%；若以经济周期内的逆差扩大幅度衡量，这一比重仅次于2006年第三季度创下的6.3%的峰值。

因此，这意味着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资本净流入占GNP的4.8%。对特朗普的目标而言，关键问题在于：能否在既不导致美国经济放缓，又不引发政治阻力阻碍政策实施的情况下（或避免这两者同时发生），大幅削减这4.8%的GDP占比——即从根本上减少国际收支赤字？

图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