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差现象分析思路

本文采用一个简单的三阶段考察思路来厘清上述新增与净增就业关系问题。首先考虑一个最宽口径的城镇总增就业量[4]与净增就业指标关系，给出逻辑上可能导致二者差别的所有因素。其次结合新增就业指标统计定义，部分剔除上述可能导致差异的因素，从而确定现行统计方式下可能导致新增和净增量差别的变量子集。最后结合相关经验数据，评估哪些因素实际导致新增和净增量差离，并讨论其相对影响大小。

七点因素会导致广义城镇总增就业量与净增就业之间差异：（1）从业人员退休离开工作岗位，（2）从业人员非正常死亡，（3）城镇就业人员失去工作但仍在城镇积极寻找工作，（4）城镇就业人员失去工作岗位不再寻求工作，（5）农业户口在城镇打工的从业者失去工作后返回农村，（6）在某个特定城镇转换工作岗位因而可能一人“多次”就业情况，（7）在不同城镇异地转换工作岗位导致一人“多次”就业情况。

七点因素可归为两类：

一是城镇总增就业量统计没有考虑的就业人口退出就业情形，这是总增量与净增量可能发生差别的最重要原因。依据从业人员退出岗位的决定因素、主体身份以及退出后状态不同情况，对应上述第1-5种情形。

二是可能发生的重复计算导致就业毛增量与净增量差别，对应第6和7两种可能。在这七种因素中，新增就业统计指标定义已考虑剔除和意外死亡因素影响，另外已排除两种重复统计可能，由此可锁定余下第3-5种三点因素是可能导致城镇新增与净增就业量差别的基本原因。

三点原因都与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变动导致从业人员失去工作有关，考虑我国体制转型背景分析个别因素影响还需区分从业人员城乡户籍身份和城乡就业差别。

第一，城镇从业人员如失去工作并且继续寻求工作，对应典型的失业情景，其影响理应被城镇失业人数或失业率变动所捕捉。

第二，对于具有城镇户口身份的从业人员来说，如果失去工作但在统计期内由于种种原因自愿或不得不放弃寻求工作（包括求学深造），则意味着在统计意义上退出了劳动力，这类影响逻辑上应能表现为城镇劳动参与率指标变动。

第三，农业户籍城镇从业人员失去工作并放弃寻求工作，其影响或需分两种情况讨论：如当事人继续在城市居留（这种情况较少不过也不能排除），理论上也会影响城镇劳动参与率。但是如果他们返回农村原户籍地，则表现为“农业户籍城镇从业人员返乡人数”增加或“返乡率”上升，这类情形可能或许是现行常规就业统计的盲点。

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影响

上述失业率、参与率、返乡率三重解释因素在能否量化统计上差别很大，需结合现实情况分别考察它们对城镇新增和净增就业反差的影响和解释作用。统计部门常态化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利用年度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城镇就业人数，可估算出城镇失业人数及其年际变动，由此定量观察其对城镇新增与净增就业量反差的影响。2022年月平均失业率为5.5%，比2021年5.1%增加了0.4个百分点，结合城镇就业数据可以估算2022年城镇新增失业人数约为190万人（见下图）。给定2022年城镇就业新增与净增量扩大2000多万人，失业人数增加能解释其近10%变化。但是2021年城镇失业增量估计为-231万，由于失业人数减少即就业人数上升会同时影响新增和净增就业统计，因而不会额外影响城镇新增和净增就业反差。

如城镇从业人员失去工作后因种种原因放弃寻找工作，在统计上则被看作退出经济活动人口并表现为劳动参与率下降[5]，可见就业形势收紧可能同时表现为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没有发现城镇劳动参与率现成数据条件下，我们尝试计算该指标值并考虑其变动对城镇新增和净增就业反差的解释作用。劳动参与率等于经济活动人口除以劳动年龄人口得到的比率。利用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等于城镇就业人口除以（1-城镇调查失业率[6]）得到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分子，合计城市和镇分年龄人口数得到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由此计算2013-2021年城镇劳动参与率。

上左图结果显示，疫情前七年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从2013年71.3%上升到2019年76.3%，但是2020和2021年都显著回落，其中2021年回落0.5个百分点，结合当年城镇劳动年龄人口估计数，估计2021年约有324万城镇从业人员退出劳动力（上右图），大约能解释当年城镇新增与净增就业量反差42%。受目前数据限制暂时无法直接估算2022年劳动参与率变化，本文姑且假定2022年与2021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大体相当，等2022年我国城镇分年龄人口数据再订正相关结果。这样2022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324万人城镇劳动力同样减少，约相当于同年城镇新增与净增就业量反差的15.8%。

农民工返乡因素影响

农业户籍城镇打工者“返乡人数”或“返乡率”变动，对本文讨论主题具有特殊和重要意义。特殊性在于这个因素跟城市化推进阶段背景有关，特别是跟我国户籍等制度安排决定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型进程有关，也与我们多年前讨论的“广义奥肯定理与中国奥肯关系”[7]有关，其经济属性内涵决定了这个因素在国外标准劳动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对应概念。说它重要，是考虑前两年特别是2022年疫情冲击显著掣肘经济增长的特殊背景环境，来城市打工的农业户籍从业人员因为环境原因失去工作后返乡比例可能较大幅度上升，成为理解城镇新增和净增就业反差飙升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