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显然相当适合特朗普。早在2018年4月、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这位狂人就以阿萨德政权涉嫌使用化武为由，下令空袭叙利亚，并在行动后立刻于Twitter（现在的X）上宣布“任务完成”，引发各界质疑与批评。来到特朗普2.0，这种倾向又出现在处理俄乌战争、发动“解放日”关税、应对中东乱局上，温和派官僚往往被迫旁观总统的暴走公关秀、直到大错铸成才被找来收拾善后。

2003年8月6日，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中）在德州牧场会见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右）和时任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左）。白宫

例如4月以来的关税战，特朗普先是放任卢特尼克、纳瓦罗等强硬派一意孤行，直到美债与市场同陷危机，最后才让财长贝森特等温和派主导谈判。又例如这次以伊战争，特朗普先是对以色列“开绿灯”导致战争爆发、又在22日下令轰炸伊朗推动局势升温，引发“美国是否要派兵参战”的舆论质疑后，才让特使威特科夫公开强调美国寻求外交解决，且就连民粹色彩极强的万斯也为此公开发声，声称美军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已“成功阻止”其核武器计划，“总统希望通过外交方式寻求长期解决方案”。

而这种暴走之后的立场回撤，其实也暴露华府各方的深层隐忧：如果美国决定推倒伊朗神权政府，那么眼下的轰炸、斩首只能算骚扰战，关键还是要派出地面部队偕同以色列进攻伊朗，才有机会促成德黑兰变天。可是，这无疑会影响美国聚焦印太的战略规划，而一旦美伊战争重演越战胶着，冲天民怨又必然影响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甚至下一次总统大选成绩。

当然，在万斯等人出面否认美国有意推翻神权政府后，特朗普本人又公开宣称“改变政权有何不可”，似乎无惧各方劝阻与质疑。不过真正推动局势走向的，还是美国的下一步实际动作，而非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政治嘴砲。

如前所述，以伊两国目前还是停在导弹互射的“闷烧”阶段，且这次危机爆发主因还是美国偏离“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的下一步能重新回归“战略模糊”，那么美以伊三方冲突仍有机会仿照中美贸易战的节奏，从互相加码的高强度对峙，落回中等烈度、谈判与对峙交织、但问题依旧复杂难解的新情境，不过这至少阻止了全面战争爆发。

“以色列丘吉尔”与“伊朗新1979”的对峙

但即便全面战争没有爆发，问题也还是存在。

首先是以色列，不少西方媒体都指出，内塔尼亚胡已经进入一种“丘吉尔式的心境”。例如担任《经济学人》以色列特派记者、同时也是内塔尼亚胡传记作者的安谢尔·费佛（Anshel Pfeffer）就表示，“以色列情报界的共识是：预测或操控伊朗政权垮台毫无意义，因为这可能很快发生，也可能要等上20年，但内塔尼亚胡的想法可能与情报首长们不同，他正处于一种丘吉尔式的心境中。”

无独有偶，奈杰尔·琼斯（Nigel Jones）也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发表文章《这是内塔尼亚胡的丘吉尔时刻》（This is Netanyahu’s Churchill moment），表示历史或许不会重演，却总是惊人地相似，“内塔尼亚胡发现自己的战略处境与1940年的丘吉尔完全相同：他需要将不情愿的美国拖入战争，与一心要毁灭以色列的敌人决一死战。”

当然，用丘吉尔比拟内塔尼亚胡或许有些不伦不类，但这种说法也凸显西方观察家对于这次冲突的直觉理解：内塔尼亚胡希望促成伊朗政权更迭，所以要将美国卷入战局。

而这种力求一劳永逸的强烈偏执，其实来自内塔尼亚胡认知中的以色列危局：以军虽在欧美支持下四处用兵，持续蹂躏加沙、黎巴嫩与叙利亚，却还是没有真正根除伊朗威胁，整个抵抗轴心除叙利亚在2024年12月偶然变天外，真主党、胡塞、哈马斯、伊拉克民兵至今没有解除武装，而美国却已启动与伊朗的核谈判，明显是想重回奥巴马时代、对于伊朗核发展“眼不见为净”的悠闲自在，全然不顾以色列已经为了战争浑身浴血、声名狼藉。

而这种莫名其妙的“自认委屈”，在拜登任内相对无用武之地，因为前者显然不会给以色列一劳永逸的冒险空间；但轮到立场摆荡极难预测、政策变换宛如万花筒的特朗普政府，内塔尼亚胡的狂想反而有了实现可能：只要在特朗普摆到强硬光谱时积极提议，就有机会换到“一次绿灯”，这次是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与斩首，下次就可能是新攻势。因此，只要特朗普依旧主政白宫，内塔尼亚胡就很难真正脱离“丘吉尔心境”。

但伊朗也是如此。

当前的伊朗正在经历“新1979革命”的权力整风。所谓“新1979革命”，并不是要重演过去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政权更迭，反而是要巩固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成果，并确认哈梅内伊的强硬内外政治路线获得继承：对内强化宗教与保守规范，对外则聚焦打造抵抗轴心作为战略纵深。

因此，即便以色列斩首了许多高级将领，继任者也未必会是特拉维夫乐见的温和派。例如，新任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Amir Hatami），就是主张伊朗应该扩张抵抗轴心、建立战略纵深的主动威慑（active deterrence）派；就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自己，也已启动紧急继任备案，挑选了3位可能的继任者，且3人的意识形态都符合哈梅内伊标准：奉行革命，并在伊朗社会推行伊斯兰教。

再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其实这股力道也不是当前浮现，而是早在鲁哈尼时代核协议生变后，就悄然开始了政治回潮，相关迹象包括哈梅内伊在立场温和的鲁哈尼卸任后，随即扶持强硬派的莱希在2021年选上总统，而后者也在就职后推动了一系列强硬政策，包括强化对“女性不正确佩戴头巾”的取缔。如果不是2024年的坠机事件，莱希本有极高机率成为伊朗的下一任最高领袖。

伊朗民众在德黑兰举行反美示威活动 美联社

当然，战争后的积极人事任命、备案出台，其实也反映当权强硬派的深层焦虑：改革派可能利用战争导致的权力真空扩大势力，所以必须先下手为强安排人选。不过，从哈梅内伊目前仍能任命强硬派接任重要军职、同时择定接班人，伊朗也始终没有在核谈判中放弃浓缩铀这个底线来看，温和派至今没有获得太多红利。

至于伊朗民意对神权政府的愤怒，平心而论，这股能量确实不容小觑，其背后既有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向往，更夹杂了对保守宗教路线的鄙视、以及对1979革命后新特权阶级的愤怒，制裁带来的经济凋敝无疑又放大了这股能量，导致近年的伊朗频繁爆发大规模示威，导火线从怀疑选举舞弊、燃油价格上涨，一路延烧到取缔头巾的过度执法，可以说是一点星火即刻燎原。

问题是，这些示威衍生的骚乱，最后毫无例外都被政府强势镇压。改革派或许能对示威添柴加火，却显然没有将骚乱上升到内战的政治与军事能量；正如立场温和的总统佩泽希齐扬虽可以在民意支持下当选，却始终无法干涉哈梅内伊、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抵抗轴心战略，也无法阻止头巾的取缔。

且伊朗民间也不是只有反政府的声音，甚至所谓“反政府”本身，也是无法相互团结的割裂板块。笔者曾经走访伊朗的设拉子、亚兹德、伊斯法罕三地，在城市化程度相对不高的地区，清真寺就是串连政治稳定、信仰意识形态、社群网络的三重焦点：教士们除了阐释教法，还要在礼拜时进行政治宣讲，内容大多聚焦反美反以意识形态，而这也理所当然成为保守派民众的聚会平台。

这些民众当然不赞成革命卫队高官贪污滥权，却也不代表他们就想接受西方的“精神污染”；同理，保守派底层民众确实会因物价高涨上街示威，但这不等于他们同意“城里自由派年轻人”的头巾改革诉求。

整体来说，伊朗还是一个社会怒气驳杂在不同阶级、文化光谱间的复杂国家，因此内塔尼亚胡念兹在兹的“伊朗民众大起义”，短时间内恐怕不容易出现。当然，部分民众看到革命卫队高官被炸死时，心中或许会有那么一丝窃喜，但当导弹真的砸向自家屋顶时，以色列就必然只剩侵略者身分、而非解放者。

而其实不论是“丘吉尔心境”或“新1979革命”，都来自以伊双方的偏执与豪赌：以色列显然认为只要神权政府存在，核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抵抗轴心也不会瓦解，因此想借闹大冲突迫使美国介入，一劳永逸推翻神权政府；伊朗则仗着美国有意撤出中东，所以大胆豪赌时与势都在自己这方，相信只要自己打死不退，就能为核问题、抵抗轴心熬到发展的机会之窗。

而在双方都是强硬派主政的背景下，以伊对峙已经不是有或无的简答题，而是关乎时机、方法与烈度的复杂光谱。说到底，美国回归“战略模糊”或许有助冲突降温，却很难终结这场没有终点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