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南亚接盘的硬实力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转移出中国产生的额外成本，二是“第三国”的接受能力。

北美和欧洲、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人力成本太高，非洲又很难开展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业，中东地缘局势又非常复杂，南美除了美国外距离世界其他地区又太远，因此印度和东南亚成为了相对优质的目的地，但这一目的地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是地区稳定性。近几年，东南亚向欧美等地区出口成衣享受免税政策，利润较国内提高了8%-10%，因此出口欧美的服装大多在东南亚生产，相对的中国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也逐年递减，而在东南亚疫情严重的2021年，受制于失控的疫情，东南亚的服装产业链显然已不堪重负，这部分订单也顺势流到了中国。

从下图华经产业研究院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制作的图表可以明显看出，2021年开始，服装及中国衣着附件出口金额开始回升。

但随着全球疫情逐步稳定，有学者预计未来这一部分订单有可能会再次部分外流，但从目前来看，形式依旧不明显。

其次是人口技能素质。4月19日，印度多家媒体纷纷报道，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最新数据，2023年印度人口将达到14.286亿，“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部分专家甚至得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结论，但问题在于，人口红利不光要看人口数量，更要看人口质量。

2021年中国单位就业者劳动生产率为16512美元（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价），印度单位就业者劳动生产率为6688美元，我国劳动生产率是印度的2.5倍。而印度教育普及程度有待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中国低1.4年。

然后是营商环境。很多产业迁入国对国外优质产业的进入持欢迎态度，但却严控企业的资金流出。以小米为例，2014年进军印度，20次年选择印度本土化生产制造，截止目前，智能手机生产线在印度就有7条，在职雇佣印度员工2万多人，但在2022年印度起诉小米违反《外汇管理法》，非法向三家国外公司汇款，扣押小米555亿卢比，约46亿元。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谷歌身上，2022年印度政府以谷歌涉嫌垄断被印度监管机开除1.13亿美元的罚款，而这个罚款还是归印度中央政府，同时谷歌还遭遇了印度其他邦联地区的罚款。

可以说是外国公司可以在印度开展业务，花钱养印度雇员，但赚的钱不能带走。

五、制造商大呼“被坑”

中国庞大的市场和高效的供应链系统依然具有吸引力，近期一些企业开始重新考虑将产业迁回中国的可能性。

据《华尔街日报》、彭博社等外媒近日报道，由于与中国制造“脱钩”难度巨大，美国政府面向多国的普惠制也已到期，加之诸如不稳定的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让不少企业已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将订单迁回中国生产。

普惠制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半制成品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一种关税优惠制度。

以印度为例，据印度报业托拉斯在2019年特朗普宣布将结束对印度的优惠贸易待遇的报道中称，印度每年向美国出口金额接近800亿美元的商品中，50多亿美元的商品适用于美国普惠制，每年减免关税达1.9亿美元。

自1975年生效以来，通常美国的普惠制都会在到期后迅速获得延长。但近年来，受美国两党博弈的影响，普惠制的延期变得复杂化。

对于美国企业而言，普惠制的到期意味着一项艰难选择：要么提高商品售价，要么降低自身利润或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地。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企业的解决方案是：重返中国。

报道中提到，为应对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经营收纳袋生意的法扎克利（fazackerley）夫妇在2019年选择将业务从中国迁至柬埔寨。但现在，他们已选择将订单迁回中国生产。夫妇俩说，由于美国政府没有续签一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协议，他们从柬埔寨进口的商品面临关税，公司利润大幅缩水。“我们做的是小本买卖，尽量不怨天尤人。”这对夫妻说，他们将业务迁出中国，是做了历届美国政府和国会希望企业做的事，但他们感到“被坑了”。

美国altus公司总裁加里·莱曼斯基（gary lemanski）曾在菲律宾做了近三年的皮质枪托包，但他在2022年初已决定将生产迁回中国宁波。他说，菲律宾的成品可能更好，但运输和其他成本比中国高。而且，普惠制到期失效后，这些产品需要被征收17%的关税，令公司无利可图。

营商环境恶劣等因素也让多数企业选择离开。5月初，据印度媒体《印度商业在线》（The Hindu Business Line）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在印度深耕15年的ODM大厂纬创资通（Wistron）将撤出印度。纬创对此作出解释，认为印度当前的环境不适合正常经营。据《印度商业在线》报道，由于存在工人闹事、工资支付制度、医疗事故等问题，导致纬创在印度频频遭遇争议，纬创无力长期维持在印度的经营及市场维护或是导致其撤资的重要原因。

2020年12月遭打砸后的印度纬创工厂（图源：现场视频截图）

时隔三年，疫情结束、中国社会再度开放后，世界各国又将投资的目光放到了中国。

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给中国带来了第二条飞机生产线，并明确表示反对同中国“脱钩”。诸如新任巴西总统卢拉等一系列近期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也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而在一众各国领导人访华的背后，是各国的企业家们对中国的访问。

先是3月24日下午，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突然现身位于北京三里屯的苹果零售店内，再然后就是最近，5月30日，特斯拉CEO马斯克抵达北京，开启时隔三年的首次访华之旅。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马斯克访华的接待是相当有规格的，当天，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了马斯克，5月31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分别会见马斯克。

马斯克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图源：陶琳微博）

会见秦刚外长时，马斯克表示，中国人民勤奋、智慧，中国发展成就理所当然。美中利益交融，如同连体婴儿彼此密不可分。特斯拉公司反对“脱钩断链”，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美国彭博社称，这番话让人想起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上月说的话：从中国剥离是“一种幻想”。

苹果CEO库克在3月也强调了iPhone制造商与中国关系的共生性质。

此外，就在马斯克访华的同时，星巴克新任CEO纳思翰、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等金融集团和大企业的CEO也都纷纷云集中国。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产业迁移的变化和趋势对中国和美国都带来了一些挑战，部分企业虽然在推动产业外迁，但对于中国大陆市场、供应链仍然存在强需求。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创新能力，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回流并保持竞争力。对于美国来说，需要审慎考虑其对中国的限制政策，避免过度脱钩对自身经济和全球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扩展阅读：换汤不换药的“去风险化”

近期，随着美国政府的”脱钩”战略逐渐失去市场认可，于是重新推出”去风险化”概念。然而，这种转变只是换汤不换药。美国宣称其对中国的行动并非脱钩，而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进行风险管理，但具体领域和风险减少方式完全由美国自行决定。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领域无一例外地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都被视为潜在风险。

这种文字游戏难以欺骗中国和世界。事实上，许多西方企业选择与中国合作的最主要原因是，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合作的风险最低。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强，政策连续性高，营商环境优越，中国工人素质高且勤劳。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与美国企业互利共生，并非因为中国”偷袭”美国，而是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在规模、环境和效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忽视西方企业的投票结果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使美国政府成为这些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来源。中国的优势不会因为美国的几句话而改变，相反，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围追堵截，中国对外资的包容度和开放度不断提升。如果西方企业听从美国对中国的”去风险化”建议，最直接的后果将是失去物美价廉的生产工厂和广阔的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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