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文字的翻译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问题，难以做到严复先生所讲的“信”“达”“雅”，即使是最低标准的“信”有时也难以达到，因为译者可能也会有理解的错误。语言的理解需要有文化背景，每个民族的文字都带有本民族文化的烙印，即使在同一语言体系当中，不同时代的词也有不同的含义，所以，使用自然语言不利于知识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的传播，使用数学语言则可以克服这些问题，更利于知识的传播。

方法论的革命非常重要，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本身也是一场方法论的革命。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是方法论上的贡献，以可控制实验作为试错的方法和手段;二是推动技术分布曲线右移。

到了15、16世纪以后，以实验来试错的方法逐渐得到普及。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可控制实验发明新技术在遭遇到瓶颈时，可以通过基础研究增进人们对自然界的了解，从而使技术分布曲线向右移动，因此在欧洲出现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迁的速度才能得以不断加快。

科学革命是方法论的革命，方法论本身也是一种技术，想去掌握这种技术的一定是那些对自然界现象感到好奇的人，他们有这种愿望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解释自然界现象。在西方，科学革命是数学与可控制实验的结合，最初只是对自然界现象有好奇心的人偶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发现，使用数学模型可以把规律更清楚地描述出来，并且使知识变得更易于传播，同时，用可控制实验可以很快地把可以接受的解释和不可接受的解释分开。

有好奇心的人在社会中服从人口的正态分布，也许就是正态分布曲线右侧那很小的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中占一定的比例。中国的人多，有好奇心的人自然也多，中国人并非不会使用数学，也并非天生就不会进行可控制实验，那为什么中国众多有好奇心的天才没有发现数学模型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可以较好地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新方法呢？

根据李约瑟的解释，中国是官僚体制，欧洲是封建贵族体制。封建贵族体制比较有利于重商主义的价值观的培养，随着封建贵族体制的崩溃，就出现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科学。李约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他只是罗列现象，在解释现象的时候缺乏逻辑性。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利于重商主义的出现，是因为儒家文化是按照“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列，“商”被排在最后。而且从历代官方的文件看，商人不能参加“举孝廉”和科举考试，也就不能做官。

但是实际上，从唐朝开始，商人就可以参加科举，甚至可以买官。中国传统工商业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非常发达，所以才有范蠡的“三聚其财三散之”。即使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商人阶级也没有完全被压制下去，至少在明代时工商业资本依然非常发达，而且有很多研究认为，明代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欧洲封建贵族体制的崩溃是在14、15世纪以后，因此至少在14、15世纪时，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会比西方的“资本主义”差。

另有一些人认为，英国之所以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有专利制度、产权保护等。既然科学革命决定工业革命，而科学革命又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那就要从欧洲当时科学革命发生时的状况进行分析，而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四百年前中国没有的制度，西方国家也不一定会有。例如，现在经常讲产权很重要，但是15世纪欧洲发生科学革命的时候，西方并没有完善的产权保护，那时的研究完全是出于好奇心而没有商业动机，研究的成果也基本上都是公共知识。所以，商业价值也不能解释科学革命发生的原因。

战争对于数学、工程等学科的驱动是显著的 网络

在国内外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大一统的环境缺少竞争，而西方则分成很多小国，小国多了有利于竞争。竞争会产生压力，压力能够转化为促进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西方的技术进步速度就比较快。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在美苏争霸时期，由于两国竞争十分激烈，美国和苏联都在科技上，尤其是航天技术和军事工业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我们需要对这种观点进行仔细的分析。

第一，中国虽然是大一统国家，但是在思想控制上不一定比欧洲更严格，因为欧洲在宗教上是统一的，对自然界的理解来自宗教。在当时的欧洲，如果有人提出与正统宗教思想相悖的理论，就会被视为宗教异端而被判处死刑，但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宗教迫害现象。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在这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自然探索方面，政府基本是放任不管的态度，即使有人对自然界的解释与主流学说不同，也没有被烧死的危险。因此，大一统的政治氛围至少在思想方面不会成为人们进行自然探索的阻力。

第二，国家竞争并不一定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决定因素。即使在现代社会，在技术进步遇到瓶颈时，如果不对基础科学进行研究，也没有办法打破瓶颈。而三百年前，更不会有哪一个国家为了打破技术瓶颈和实现国家强盛，就去投资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当时把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需要两三百年。当时对科学的投资，并不像现在人们所理解的，是为了国家的强盛。

第三，科学研究需要经费，大国显然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科学研究。中国在宋代就曾经由国家出资制造用水力来驱动的时钟。当然，这种由大一统的国家政府出资研究的概率较小，但还有很多富有的家族或者王公贵族也有可能支持科学研究。但是，中国的富有家族并不像有些欧洲贵族那样支持科学研究。

因此，国家竞争理论在现代可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在五百年之前基本行不通。下面我将给出一个新的解释。

既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口多，有好奇心的人就多，在技术创新上取得发现的概率就比较大。但是中国没有出现科学革命,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使用数学与做可控制实验却需要后天学习。

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以下所要讨论的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

相对而言，欧洲有好奇心的人对于数学与可控制实验有比较高的积极性，因为欧洲的政治体制和官僚选拔体系与中国不同。欧洲的封建贵族采用的是继承制，如果父亲是贵族，儿子就是贵族，所以，虽然欧洲有好奇心的人可能比中国少，但是，有好奇心又学习了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人反而比中国多得多，从而导致了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而没有在中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