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现在学界把它称为结构主义。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追求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民富、国强：希望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和发达国家一样，这叫民富；希望国家实力和发达国家一样，能够平起平坐，这叫国强。

怎么实现民富、国强呢？从民富来看，必须要让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水平，那么工资收入水平才有办法达到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如果要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要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必须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当时是资本很密集的大工业。不拥有这些先进的大工业，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去支撑很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从国强来看，必须要有很强的国防实力，国防实力依靠军事工业，当时的军事工业同样也是最先进的资本很密集的大产业。

因此，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的发展经济学都是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些非常先进的现代化的资本很密集的大产业。可事实上碰到的挑战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些大产业很重要、很好，可就是在市场当中自发发展不起来。当时的认识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失灵，靠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现代化的大产业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市场会失灵呢？因为他们当时都是农业经济国家，继承了很多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储蓄率低、缺乏投资意愿、没有现代化思维等等，这些“结构性”因素造成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没有办法积累资本，并把资本配置到现代化的大产业，所以，第一代发展经济学被成为“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所提出的政策处方是：既然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无法由市场配置发展大产业，那么自然必须用政府干预、政府主导的方式，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当时推行的政策，后来一般称之为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发展中国家，本来是出口农产品或者自然资源产品，进口现代化的制造业产品，现在要自己生产，因此叫进口替代战略。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在世行工作时我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去，他们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接受这种观点，其实现在国内很多知识分子也看不出来这个逻辑推论的缺点，不少还是主张中国应该发展先进大产业，才能赶得上发达国家。但是，在这样一个进口替代战略的政策引导下，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状况是什么？起初会有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把现代化大产业建立起来以后，经济效率非常低，接着就是停滞，各种危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

二次大战以后有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成功追赶的非常少，能够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到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国台湾，一个是韩国。中国大陆可能到2025年左右，会变成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1960年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也只有13个进入到高收入，这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像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本来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就是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

从这几个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的发展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除了与西欧本来就差距不大的国家或者是石油生产国，这些东亚经济体在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发展的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小规模制造业，而不是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大规模、现代化、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当时东亚推行的不是进口替代战略，而是出口导向的战略。从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笨、非常不可思议的发展路径，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那么先进，生产力水平那么高，发展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小规模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制造业，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但事实证明，后来真正赶上的只有那几个，结构主义的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的。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去追赶发达国家，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希望自己能够民富国强。按照当时的盛行的结构主义在“认识世界”上很有力，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的是因为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为什么劳动生产力水平低呢？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大产业。那些先进的大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是因为市场失灵，资源没有办法到那些产业去。

同样地，80年代中国开始转型的时候，计划经济效率为什么那么低？因为政府扭曲干预太多，政府有扭曲、有干预，就会有资源错误配置，效率自然会低。新自由主义和其政策处方“华盛顿共识”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好是政府失灵，这个看法很有说服力。但是按“华盛顿共识”的处方推行的结果却跟理论预期不一样。实际上现在少数几个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都采用了渐进的双轨的这种当时认为最糟糕的转型方式。

因此，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上述理论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或者是转型中国家的问题讲的一清二楚，可是按照那些理论的处方去做基本上都失败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他们老是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老是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或者是看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就建议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那样去做。这样的出发点很好，但是，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来看却失败了。我主张“唯成乃真知”，如果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无法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就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我们就需要自己去认识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能够改造好世界的理论。

当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主张回到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到《国富论》的结论，而是回到亚当·斯密获得《国富论》的结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