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差别则是来源于美国与欧洲不同的“政治文化”或者“政治道统”。欧洲精英可以讨论“群体免疫”决策利弊，等于公开把死亡人群多少作为政府“某种灾难决策”的理性目标追求，这全然不符合美国政治道统。“在危机中（美国人民）毫不犹豫地以神圣的语言来讨论牺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家园，这在今天依然是事实。”（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保罗 卡恩2011年在《政治神学》中这样说）美国仍然是一个新教信仰主导的基督教国家，道统没有断裂，记得施特劳斯表扬说美国政治比欧洲好，是因为国家人民还保有宗教保守主义信仰，而欧洲人在二战之前就世俗化的厉害。由此看，美国的政治道统里面保存有“国家利益”“牺牲”“珍重生命”等价值观。

当然，这些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与华尔街资本主义生命可衡量的市场价值观念是冲突的，从美国极右派运动发展中可见一斑，而特朗普本人则是夹在二种价值观的“道统”中左右为难的。欧洲则不同，政治精英们在世俗化的自由主义路线上已经走的太远，政治决断和宗教几乎是彻底分离。集体主义和牺牲价值观已经不是欧洲道统的主流，功利主义思想、契约主义、超主权实证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在主导欧盟和欧洲主要（新教）国家。

欧洲的天主教为主流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奥地利，都没有提出“群体免疫”，走的都是“举国坚决抵抗”路线；希望实践“群体免疫”绥靖主义路线的，倒是英国德国荷兰瑞典这些典型的新教国家。而德国内部最早主张严防死守、采取最严厉“禁足令”的巴伐利亚州，其居民也是以天主教为主。这种深层次的文明价值观的基因差异，在社会面临存亡的生死关头，看来在显现自己的关键作用。

4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基辛格最新文章，这位参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参与美苏缓和过程的老人担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全世界“城邦国家”的城墙正在悄然复兴。他呼吁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中，各方都必须克制，将控制疫情置于首要位置，通过全球合作的愿景与计划，来战胜新冠病毒对人类的攻击。

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笔者认为，中国和美国二个大国如果拒绝走“群体免疫”，那么，单凭德国和英国等国，也是走不下去的，因为会把自己搞得“出不了国门”。但是，非洲地区国家、印度和其它卫生防疫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会不会因为缺乏资源而被迫走上“群体免疫”之路？这个风险仍然存在。

要从根本上打消欧洲主要国家半推半就走“群体免疫”的念头，唯一的做法是，在WHO和联合国的框架下，促中国与美欧通力合作，让欧洲各国、世界各国都能够及时分享到每年不断迭代研发的针对性疫苗。只有这样，疫情控制才有可能全球协调步调，只有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担忧疫情卷土重来，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中，实现全球性的“群体免疫”。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