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嘉南·加内什 翻译/观察者网 吕义正】

电影中罗伯特·奥本海默为自己在原子弹制造中的角色而感到挣扎和苦闷，但这一事实并不有趣。难道他想要吹着口哨上班吗？相比之下，哈里·杜鲁门由于使用了这个“小玩具”而成为一个更具戏剧性的人物，正是由于他做出了可能是自本丢·彼拉多以来最能改变历史的行政决定，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疑虑。

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本海默传记电影只给了这位第33任美国总统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他像一个来自乡下的小丑一样蹒跚而行，甚至无法正确说出“长崎”这个词。电影除了过度依赖对话进行阐述，以及对轴心国全面投降的可能性过于天真之外，这一段关于北约之父的故事是这部三个小时时长却很少拖沓的好电影中最令人不快的部分。

在过去十年中，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美国大选，弗拉基米尔·普京夺取克里米亚以及中国走向了一条更加坚定的道路，自由主义者们正在试图为我们所捍卫的东西正名，以使其免受这些“修正主义”的影响。西方世界尽最大的努力把当前的秩序描述成“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太糟糕了，不如叫它“楚门的世界”。

正是杜鲁门做出了我们世界（自由主义世界）的根本性决定：在1945年后让美国留在欧洲，驻扎在更远的脆弱地区，并降低了工业关税。在结束美国的孤立时，他的前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拥有正处于世界大战的“优势”。但杜鲁门给自己设定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在和平时期保持美国的前进姿态。结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付出了代价。但在过去的18个月里，人们已经由于这种前进姿态的使用而被进行了一次极好的教育。想象一下，假如乌克兰现在没有一个遵守承诺的美国为后盾会怎么样？但再过18个月，根据美国人的投票结果，也许情况将会发生变化。

到目前为止这十年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自由主义没有硬实力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对于之前那些统治者的失职行为，我们还没有进行足够的清算。我并不是在呼吁进行公开审判，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已经受到审查，而什么还没有受到审查。在英国，人们对新冠疫情展开了调查，但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防预算的下降却没有调查。有许多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调查，但却没有关于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的反应（绝非好战）。难道不能更加强硬的回应吗？这种软弱在多大程度上鼓舞了克里姆林宫？

作为一种不只存在于英国的病毒，“调查病毒”的问题在于它关注的是作为，而不是不作为。回想起来，巴拉克·奥巴马至少在外交政策上，在孤立主义的倾向上走得太远了。在西方，没有哪个政府的运作比安格拉•默克尔自满的政府更糟糕。然而在上流社会，与乔治·W·布什或托尼·布莱尔因伊拉克战争惨败而蒙受的耻辱相比，这些名字中的每一个受到的批评都要少得多。这种道德算计可能是正确的，但它是经不起检验的。

杜鲁门的声誉在几十年中一直不太行。的确，他对朝鲜的干预是个噩梦，可以说是某种失败。但是，如果西方没有表现出它会对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的推进产生反制力量，情况又会怎样呢?

如果他被忽视（有多少西方人能描绘出他的样子？），那么有两个原因。首先，他提醒我们自由主义做了什么才能生存到今天。这部电影将对日本的核轰炸视为一种独特的道德妥协，也许它的确是。但“常规”武器同样在一夜之间将东京大部分地区夷为平地。盟军也轰炸了德国平民。乃至于美国自己的过去——北方联邦并不是通过骑士比武打败南方邦联的。

自由主义将高尚的良知与它的反面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杜鲁门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使菲律宾非殖民化。他支持文官控制政府，反对即将成为勇士之王（军队领袖）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极其古怪的地方自治政治的产物，他在使用原子弹很久之后还称其为“祝福”，并与他人共同策划了国内的红色恐慌。而奥本海默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吠陀式的学识并没有使他成为道德上更复杂的人。

还有另一个杜鲁门不被主流政治提及的原因：势利。对于一些自由主义者来说，很难接受我们的世界要归功于一个来自密苏里州的失败的服饰商:一个骡子商人的儿子，一个被人嘲笑娘娘腔的人物，直到他六十多岁的时候，他可能成为了有史以来最有权势的人。（他的前任和继任者都没有核垄断）他没有留下专著和几句名言，更不用说梵文译本了。但他知道一个自由主义者必须学会如果不是与魔鬼相处，就是与野兽相处。

（原文为7月25日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原标题为”《奥本海默》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但选错了主角“ ‘Oppenheimer’ is a great film about the wrong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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