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河南调研，有村干部说，现在农村医保收费比过去收农业税还难。

为什么医保收费难？因为过去新农合，农户每人每年只需要交10元，国家再补贴10元。经过连续10多年的提档升级，2023年农村医保缴费，农民负担380元/年，国家补贴640元，已是过去几十倍。农户一家五口，一年缴纳医保近2000元，对于普通农户家庭，确实是巨大负担。

农户不愿缴费，医疗风险就很大，一旦没有医保，生大病住院费用就无法报销，农户就有落入贫困的风险。一旦落入贫困，国家就有责任救助，不用缴费就可以享受到比普通农户更高的医疗报销比例。这就是当前农村医疗保险的怪圈。

为了收上来医保费，上级医保局对下级乡镇和村下达任务，然后对乡镇和村完成任务进度进行排名。乡村干部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所谓“两保”征缴，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于排名靠后的乡村，办法当然也是通报、约谈。

2023年年底在河南和湖北调研，两地乡村干部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完成医保任务。有村干部因为完不成任务而被撤职。也有村干部根本不听乡镇安排，直接在“结账”会上掀桌子走人，乡镇爱咋地就咋地。

医保征缴排名的办法是先核定全村应缴人口基数（任务数），再减去免交数，即应缴人数。实缴人数除以应缴人数由高到低排名。到年底，河南调研乡镇缴费比例低于80%，湖北调研乡镇比较高，已达92%。

调研中，医保应缴任务数中，实际上有很多农民已在务工地缴费，以及有学校已组织学生缴费，这就需要村干部到医保部门办理本村村民已在外缴费的证明，这样就可以增加已缴费村民数，从而提高本村缴费率。村干部到医保部门办理证明也是销号的过程，所谓销号就是证明本村原有应缴任务数的村民已缴费。之所以有的村排名靠后，一个原因是村干部没有到医保部门销号。

现在问题是，凭什么要村干部举证销号？何况缴费依据本来就在医保部门掌握中。进一步，收缴医保为什么要变成村干部的责任？这难道不是应该由村民自愿缴费而由医保部门收费吗？既然医保资金是国家出大头，村民自愿参与，为什么乡镇要用“两保征缴”来对村干部收医保进度进行排名，且对排名靠后村干部进行处分呢？

既然是惠民工程，就不应当是强制的，让村民自愿，不愿参加风险自担。将城乡医保这样国家财政出巨资支持的惠民工程做成了扰民工程，且让村干部感觉到收医保难于收农业税，真是不可思议。

医院医保业务办理窗口。资料图：新华社

七

B镇人居环境整治，要求“扫干净，码整齐，拆通透，一眼净”。好的人居环境当然好，拆通透却比较难，因为要拆农民的房子，农民肯定是不愿意的。

B镇所在县在百日攻坚中，每天对各个乡镇拆除农民住房面积进行统计排名，排名靠后的通报约谈。B镇因为人口规模较小，可以拆除的农户住房不多，排名靠后，被通报几次。没有办法，就到上级部门要求将本镇前一年因为修水库搬迁的一个村庄拆房面积算进去，一下子算进去8万平方米，摆脱了排名靠后的位置。

B镇有2万多人，按全镇拆除15万平方米，人均5平方米，按7万多平方米也有大概3平方米。拆除的农房大多数是偏房、猪圈、牛栏和旱厕。拆农民房子，又没有补偿，问题是每个乡镇每个村都有拆除任务，这就是说，在百日攻坚期间，每个乡村干部眼中都是看到了农民房子要拆。农户不愿拆就做工作，工作不通就找说辞、就想办法，非拆不可，因此就与群众发生矛盾。

人居环境整治本来是群众自己的事情，上级搞排名，非要拆农民的房子（哪怕是偏房），就造成了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无必要的对抗。这样的“好事”做得一多，乡村干部就变成了群众眼中的“坏人”，群众怎么可能信任“坏人”呢！

八

住建部门几乎每年都会向乡村下达住房安全紧急排查整改通知，且几乎每次都要求对农村每栋房子进行安全鉴定，进行标注。鉴定书要由排查人签名，乡村主要领导作为责任人也要签名，签名后要终生负责，一旦出现住房安全事故要终生追责。如果鉴定为危房就必须整改。问题是，房子是农户的，农户自己认为安全不愿整改，乡村干部总不可能自己出钱去帮农民整改房子。而且，乡村干部并非专业机构，他们又没有经费去请专业机构对农村每一栋住房进行安全鉴定，因此，全国几乎百分之一百的农村都是应付住建部门每年下发的住房安全排查整改要求。

即使如此，乡村干部也要花费很大精力去逐户逐房拍照上传系统，并填写相关报表，撰写上报相关报告。可谓是要花很多时间与精力去应付住建部门要求的。

现在的问题是，住房安全鉴定这样专业的工作，本来应当由住建部门来完成，为何会变成住建部门向乡村布置任务，要求乡村干部进行排查整改，而住建部门只需要进行监督呢？

住建部门只需要建一个系统，排查整改责任与成本都是由乡村来承担，而住建部门不仅可以扩大权力而且可以转嫁责任，住建部门下发通知时，自然倾向更大范围、更严要求、更高标准及更重责任，以及更频繁下发整改通知。乡村干部明明知道住建部门要求不合理且不符合当地实际，却也没有办法，也就只能高成本应付。乡村干部自然就会忙。

九

也就是说，在上级部门无限止地向基层转嫁责任的情况下，无论乡镇有多么大的机构和多少治理资源，乡镇工作都是做不完的。不改变上级部门本能的扩大权力和推卸责任的机制，上级部门将几乎所有责任与治理成本都转嫁到基层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就不可能改变被动的忙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