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默波：

在谈本场分论坛主题世界中国学的代际传承与范式转变之前，我想先谈几点关于中国道路的看法。

学者甘阳受公羊学“通三统”理论的启发，提出新时代的“通三统”，即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学、道家思想，二是中国1949年革命的传统，三是西方的传统。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道路是在这三者之间摸索选择，比如传统民本思想，即使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人，也该承认中国取得了1亿贫困人口脱贫的伟大成就，这跟民本思想有一定关系。

关于中国革命的传统，比如现在农村虽然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但土地仍是集体所有制，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很难一下子把它丢掉。

至于西方传统，中国也讲市场经济、个人自由、“good government”(好政府）等等，怎么实现一个“好的政府”？西方当然会说用民主的方式，但我们中国有中国的方法来使政府成为一个好的政府，比如反腐，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接下来，谈谈汉学的问题。

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的是汉学跟中国研究是两个概念，汉学“sinology”的历史很长，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更倾向现代，主要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这是中国研究囊括的范围。那么，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研究有些什么特点？我今天的讨论把这个定义范围缩小一点，一是只讲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段，二是只限于英语国家的研究。

为什么要把范畴设定在改革开放以来，我觉得国外的中国研究是跟中国国内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发生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国外的相关研究。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由于“文革”的过激政策引起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界的反思，在反思过程中就出现了类似“伤痕文学”“告别革命”“启蒙与救亡”等观点，这些思想都影响了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因为国外研究者要从中国取材，在此过程中就会影响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如其中一种中国研究模式，就是以权力斗争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当代的政策，这种视角影响了国外的一批研究。

第二个时期是中国正在崛起，在这一期间，中国对国外学者开放，很多人跑到中国来搞田野调查，比如今天上午做报告的学者——牛津大学的雷切尔·墨菲教授，她就是来到中国做田野调查，博士论文写的是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这本书让她一举成名。有了田野研究，就会牵涉到更多方面，妇女问题、劳工问题、民族问题像西藏、新疆等，所以这就不仅仅是汉学研究了。

第三个时期，是大概从新冠疫情前的两三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新冠以后，疫情期间整个学术界几乎处于“冬眠”状态，不能旅行也不能跨国做研究，看似是封存了几年，但同时埋在地下的暗流一直在涌动。

这种暗流是什么？就我的理解、观察和亲身经历，就是对中国的焦虑。中国的崛起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以这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可以说西方国家两百年来的变化，在中国只用了几十年就发生了。

我的孩子在澳大利亚长大，他们的同学都是本地人，其中一个同学，他母亲的母亲是意大利人，父亲是法国人，一个标准的西方家庭；我跟他们比较熟，有一天他的家人问我：默波，如果中国强大到跟美国一样，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有可口可乐、好莱坞等这些很熟悉的事物，虽然常有抱怨，但已经很习惯了。那么，如果中国强大到可以影响世界的话，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他们很焦虑。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及其背后主要资助来源（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该智库近年来时常发表一些反华报告。资料图

而这种情况反映到学术界又是如何呢？现在媒体和智库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它们受到政府的影响，政府则受到军情机构的极大影响，中国是不是很危险，要怎么处理中国威胁的问题，等等。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在这一时期都在不断思考究竟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中国问题，怎么做中国的研究，这是一种非常不安的状态。

至于年轻学者、年轻一代，他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中国有很多问题，普通人对中国有很多不满之处，甚至但凡是亚洲面孔就会感受到来自周遭的不信任或被歧视。

过去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为西方提供廉价产品，现在中国科技升级之后，也有一个问题，我在澳大利亚观察到的是：凡是中国生产的商品价格都很低廉，而且越来越低，凡是中国从外面进口的，像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农产品，则价格越来越高，现在中国的科技实力上升以后，中国的产品还是没有更高的价值，无论是政治界、商界还是学术界都有非常担忧的感受。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英美国家的中国研究学者来说，怎么来接近中国、研究中国，是一个艰难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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