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终结论：中国是唯一有资格成为替代选项的模式

界面新闻：关于你的“历史终结论”——对此想必你已经回答过无数次了——你在后期的著作及访谈中曾经提到，“历史”和“终结”这两个词的含义被误读了。你能否向中国读者具体解释一下这两个术语的确切含义？你的观点在过去这些年里是否发生了变化？

福山：历史这个词很好解释，我指的就是现代化的进程。人类社会的形态已经从狩猎-采集者社会、农业社会一路演进到了工业社会。如今我们似乎又将进入后工业时代。我们的政治制度同样也在演进。以往我们由部落酋长来统治，接着有了一些原始形态的国家，再后来是君主制，有国王以及贵族。大约从300年前开始，我们又见证了一系列以民主与自治为特点的政治体系的崛起。

如果你把历史理解为现代化的进程，那问题就是这个进程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因为它不是一个随机的过程。观察一下亚洲的现代化即可知，早先在欧洲和美国发生过的事情在亚洲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样貌重演。人们原本以务农为主——国内90%的人口都是农民。后来工业化开始了，人们纷纷进入城市。他们受到了更高层次的教育，通讯手段越来越先进，人口的流动也更便捷。他们的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与此前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农村并依赖一小片田地为生时相比有极大的不同。

所谓历史终结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现代化进程最终将把我们带往何处的问题。它是会像我所论证的那样通往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还是存在着另外一些非自由民主但同样适合于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的模式？

过去三十年来，我一直论证指出，在我眼里唯一有资格成为替代选项的模式就是中国。从经济上看，中国是稳定的，它有可能成为在西方风行的自由民主制的替代模式。而我以前也谈过，我们还需要继续等待和观察，看哪种模式在未来更具有可持续性。

界面新闻：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中国模式可能成为替代选项的？

福山：自1978年以来中国就在崛起。这不只是某一时刻碰巧撞见的现象，而是每年都在发生的，中国模式在不断演化，并且变得更加完善了。我以前还来中国和其他人就中国模式的问题有过辩论。可以说这种想法已经伴随我有好些年了。

界面新闻：你认为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在未来有和平共存的可能性吗？

福山：当然有，而且不仅是有可能，我想说我们必须和平共存，考虑到当今的科技发展水平，军事冲突必将酿成大祸。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存的办法。

界面新闻：你对当今的中美关系有何评价？

福山：我想，中美关系演变成现今这个状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历史上看，正处于崛起阶段的强国总是会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因为体系内的其它强国不愿意放弃现有的地位。它们担心这些威胁，而这会导致动荡。一战的根源就在于此，与德国在欧洲中部的崛起密切相关。这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使人们担心，假如现有体系下的老牌强国不接受崛起的新晋强国所扮演的角色，冲突就可能会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此老牌强国是极难调整好心态的。如今的状况至少部分地表现为，国际体系和美国都在想办法适应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在不远的未来还有可能成为世界老大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价值观的冲突也不可忽视，毕竟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治价值均有重大差异。

决定着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因素，是美国希望能与其它的自由民主国家共存于一个世界，中国作为非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而崛起，对美国来说乃是一大麻烦。我想是前述两方面的推动力共同造成了当今中美关系的紧张。

四、自我认同：尽管受众多元，但我仍然主要为美国人而写作

界面新闻：“历史终结论”提出以来你也在不断调整和更新自己的思想学说。回看1989年，你与那时相比在思想和治学上的主要变化是什么？

福山：它们基本都表达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两卷本里了。这些年来我对全球历史的认识有了一些深化，故而你可以把这两本书看成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重述。

新的洞见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现代国家的建立殊为不易，保持国家的非个人化以及廉洁是至关重要的。第二点和政治衰败有关，民主制度巩固后也可能会发生倒退，降为品质不高的民主，或者无法让这些制度与新的环境相适应。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里没有谈到这些，但从各个方面看它都是美国在过去15至20年里呈现出的新趋势。

界面新闻：能否谈一谈你如今如何定位自己的政治立场？我看到有人给你贴上各种标签，从新保守主义到新自由主义都有。

福山：我自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我信奉的自由主义最初是由霍布斯、洛克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阐发的，它与许多不同种类的经济政策都是兼容的，我认为许多推行社会民主的国家如丹麦或瑞典，从根本上讲都是自由主义国家，而新加坡这类没有那么“左”的国家从许多方面看也还是属于自由社会，因为它有强大的法治。至于如何看待自己，我会在2022年春季推出英文专著《自由主义及其不满者》，它主要是为这一版本的古典自由主义辩护，我会在其中解释自己为什么认为它仍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

界面新闻：身为一名学者、一名受众广泛的作家，你是站在什么位置上书写的？你为谁写作？

福山：这个问题着实不好回答，我的读者范围非常之广。我的书绝大部分都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可能有20种不同的语言。我会想办法同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打交道。当然，我的主要读者还是在美国，但《身份政治》这本书的读者却是欧洲人多于美国人，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它触及到了难民危机和民粹主义的兴起等议题。我的读者群体内部有着极大的差异，很难说具体针对哪一群人而写。

界面新闻：在写作时你的脑海里是否会预先想到受众群体？

福山：不可能不想，没有任何作家能在写作的时候完全不去考虑受众是谁。

界面新闻：但如今美国读者可能已经不是你唯一的或者最主要的受众了？

福山：那倒不至于。像我这本谈自由主义的新书，也是因为我认为自由主义在美国正面临着威胁，我希望告诉其他美国人这为什么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