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活在美国最早实行居家隔离的州：加利福尼亚州。该州的居家隔离政策已实行了两周。他所任教的斯坦福大学也已暂闭，他要在线上讲授政治学课程。现年68岁的福山曾与里根政府关系密切，他因为发表第一部作品《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年）而名声大噪，该作品的雏形来自于他在柏林墙倒塌和共产主义消失后紧接着发表的一篇文章。这部作品遭到了多种简单化的解读，也招致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反对。后者曾在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从历史的对抗性和文化角度对福山做出回应。

在这次采访中，我们将看到福山不是那种为中国的成就激动不已的人，也不是那种一味谴责中国的人。在他的上一本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他一直坚持各国要持续进行国家建设：这就是他的信条。这次疫情也证实了这点，福山的视角是政治性的，并且包含了对于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拒绝。如果他正在构思另一个故事的开头，那这个故事应该与此次疫情危机所催生的新的平衡有关。

观点报：柏林墙倒塌后，您断定了自由民主制国家的胜利。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国家对抗病毒时竟表现得如此差？

福山：我不认为政体的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有任何联系。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它本可以表现的更好，但是在它提供的数据方面却仍然存在一些疑点，而且它还使病毒传播到了其领土外。在民主政体中，有些国家表现的很好，例如韩国、德国和北欧国家，有些则要糟得多，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如果一定要找到关联的话，大概要着眼于民粹主义国家或由民粹主义领导人领导的国家，例如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的美国，博索纳罗（Bolsonaro）在的巴西，·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opez Obrador）在的墨西哥，欧尔班（Orban）在的匈牙利。这些国家的情况都很糟，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一直否认这场疫情，为保持统治者的声望而故意淡化疫情。因为拒绝采取必要的行动，他们使整个国家走向了灾难。同样，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独裁政权也将受到疫情的重创。

特朗普与福奇  图自新华网

Q：真正削弱西方的敌人竟是一场流感，您是否对此感到惊讶？

福山：我并不觉得这令人惊讶，它只是一系列意外事件的一个，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何时会发生，但却考虑过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将这类事件与气候变化进行比较，尽管气候变化的节奏会更慢些。我们知道所有国家在解决过程中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同时也知道这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一部分。

Q：国家能力难道不是应对疫情的主要准则吗？

福山：确实，国家能力是关键。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家对公共卫生和紧急情况作出反应的能力，但这同样也依赖于人民对其国家、领导人及领袖才智的信任。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有些民主国家快速、高效，而另一些却相反？真正的分界线在于，有的国家国力强大并拥有高效的卫生政策（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而另一些国家国力较弱且没有这种卫生政策（例如印度次大陆或非洲），后者将会经历一场灾难。

Q：虽然中国采取的措施仍受到一些质疑，但中国难道不是再次证明了，它是自由民主模式的真正替代方案？

福山：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干预和准资本主义的混合体。这个国家所关切的，即便不能说是实现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帮助。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悠久的集权历史，这一传统在日、韩等一些邻国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例如在拉丁美洲，这种强大政府的传统并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政权更有能力应对紧急情况，但韩国等其他国家若想取得同样好的成绩，则不必诉诸这种强制手段。因此，这次疫情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