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转变

在20世纪的进程中，自由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身份政治，这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了解现在发生的情况。这就是人们在抱怨身份政治时所指的那种身份政治。但是，它真正出现是在1960年代的美国，当时发生了若干重要的社会运动：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代表残疾人的运动以及LGBT运动等。所有这些群体都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在1960年代早期，社会以白人和男性为主。因此出现了争取社会正义和承认的斗争，旨在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以及法律上的人人平等。所有这些运动针对的都是现实的社会弊端，它们对于纠正这些弊端（比如种族隔离）非常重要。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身份政治的现有形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就是左翼政党思考不平等问题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在20世纪，人们常常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不平等，在欧洲尤其是如此，在这一视角中，重大的斗争是在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展开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是白人，准确地说，是白人男性。这是左翼想要给予帮助的群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不平等的理论开始更多关注妇女、少数族裔和其他族群。很多左翼政党开始与白人工人阶级脱离联系，而在20世纪，他们曾经一直是左翼政党的核心支持者。比如，在1930年代的美国，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时期，大约80%的南方农村白人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他们支持更具左翼色彩的候选人，因为这种候选人将采取再分配政策，从而帮助他们改变经济困境。

但是，随着不平等概念在身份指向方面开始发生转变，民主党开始与传统白人工人阶级脱离联系。所以，他们开始倒戈，转而投向了共和党。

现在我想明确地表明：很多人指责我将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责任推给了左翼，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只是试图呈现如下一段历史，即在我们看待左翼和右翼的方式发生演变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有很多原因，经济原因当然也在其中。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右翼借用了左翼的身份认同概念。50年前，如果你是一个美国白人，你很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白人。你可能只是想，我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就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看到那些白人民族主义者在宣称：“我是正在受到精英歧视的多数人中的一员，我属于一个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特权的群体。这一切都是真正享受特权的人，即大学、媒体等机构中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身份认同——身份塑造的过程——已经从左翼转向右翼。造成这一点的不是左翼，而是对受害者情结的共同理解从左翼转向了右翼。

我想强调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认为自己遭到了忽略或蔑视的认识是准确的。存在一种倾向认为，民粹主义选民是一帮种族主义者和排外分子。的确，他们是曾经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而现在正在失去某种主导地位的白人。他们对这种地位的丧失感到怨愤，试图恢复从前享有的那种社会地位。但是，我认为，了解他们确实有其原因这一点也是重要的，他们的确受到了精英群体的忽略和蔑视。很大一部分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实际上追随着黑人工人阶级陷入了一种社会动荡中，如果我们看到了白人工人阶级身上发生的这类事情，他们的怨愤就显得更加合理了。今天，在低技能白人工人阶级中，单亲家庭的数量在高速增长，贫穷白人社区的犯罪率在上升。近年来，最近这些年阿片类药物的泛滥导致7万多美国人死于非命，事实上降低了美国白人男性的平均寿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很难说这些人没有做极端糟糕的事。

但是，身份政治的文化方面特别令人感到恼火。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有一本非常好的书——《自己领土上的陌生人》。她采访了路易斯安那州农村地区的很多茶党选民，她提出了如下隐喻——该书中的核心隐喻——这些人将自己看作是在排队，远处有一扇门，门上写着“美国梦”。他们要养家糊口，每天出去工作。突然之间，他们看到有人插队。有些人是黑人，有些是女性，有些是HOMO者，有些是叙利亚难民。而帮助这些人插队的人竟然是你我这样的人：受过教育的人，艺术界、媒体和老牌政党中的人，从来没怎么注意过他们的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居住在都市、见过世面的人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精英，我认为这些精英在那些教育程度低、居住在中小城镇、持有更加传统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的人面前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后者对于这种蔑视感到怨愤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本文将在此处得出结论。对移民正在夺走我们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一点的担忧是真正将所有新民粹主义运动统一起来的核心问题。在他们看来，移民成为重大政策问题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曾经定义了国家身份认同，而现在情况不再是如此;现在，国家身份认同不仅遭到移民的破坏，而且受到支持移民和希望移民进入的精英的破坏。这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严峻的政治考验。

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也是我经常被问及的问题。不过，这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只有在我们对该问题进行了适当的分析，带着某种同情去尝试理解到底是什么驱使人们投票支持这些政党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一问题与我们息息相关，因为它们实际上与自由主义民主本身有关。这些政党并不是民主的威胁，但是它们的确代表了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威胁，即对法治的威胁。这就是在匈牙利、波兰和美国日益恶化的现状。这样的发展真的让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本文为弗朗西斯·福山2019年3月7日在埃斯特基金会于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上的演讲稿。翻译/吴万伟、罗亮（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