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傅高义】

我今天谈这个题目是为了交换意见。我觉得有些话题值得好好谈一谈。我有两个责任：第一个责任是值此中美建交40周年——我认为40年非常成功——有必要予以充分肯定，这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因为今天中美关系非常紧张，我想利用我的经验，基于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探讨一下为什么这种紧张会出现并持续存在。很多在波士顿、纽约长大的美国学者不太支持特朗普总统，我是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的，那里支持特朗普的朋友不少。很多哈佛大学教授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是有的。所以，我想谈谈他们支持特朗普的情况，对此我是有发言权的，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

先谈中美关系40年的历史。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3年，是参加一个自然科学代表团来到这里。当时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人是没有机会来中国的。我开始研究中国是在1961年，十二年后有机会来到中国，非常难得。再往前推两年，1971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我们学中文的人都非常高兴，觉得中国是大国，我们两个国家应该建立某种关系。但那时中国与美国尚未建交，这在20世纪的世界形势下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两个大国应该有接触。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人们。

1979年中美建交为什么是非常成功的？这是因为，第一，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思想很开放。大家都知道，我研究过邓小平。2000年退休后，我觉得应该集中精力承担起向美国人介绍东亚这个最重要的责任，其中中国尤为重要。而要了解中国最主流的思想、最主流的文化，最直接的途径就是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研究邓小平和邓小平时代。所以，我花了10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我一直认为邓小平是了不起的，在专门研究了他10年后，更是觉得他的伟大。他是20世纪对改变世界历史做出了最大贡献的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但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现代化一直没有成功。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政，开始现代化建设，中国才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这很不简单。

1979年1月31日，美国华盛顿，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与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卡特合影

邓小平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第一是因为他的背景特殊。作为一个领导人，邓小平的个人经验非常丰富。年轻的时候曾在法国待了5年，了解西方；后又在苏联待了1年，其时苏联正推行新政策，共产党领导市场经济。当然，后来斯大林的政策有了改变，但他无疑是见识过市场经济的。从苏联回来后，他参加了革命工作。20多年来，他深知中国的贫穷，了解中国的实际。因为参加过长征，参与领导中国革命，知道怎么组织工作，怎么说服老百姓，所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此外，他有领导军队的经验，在军队也有非常好的基础。1949年，他到西南局领导地方的工作，所以很了解和熟悉地方的实际情况。1952年回北京后，他对全国范围内与党有关的事情就更有了全盘的掌握，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彼此了解，十分熟悉。特别是1973年到1976年周恩来病重期间，他有机会领导外交工作，这使他跟外国领导人也常打交道，和日本人更是特别熟，因为日本与中国1972年关系就正常化了。所以，他可以很方便地了解日本的情况。1978年以后，他致力于同日本改善关系。1979年1月，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与他的决策分不开。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特别有远见的领导人。

而就美国方面来说，当时的领导人虽然经验没有邓小平这么丰富，但是“二战”以后的这些人觉得应该努力避免战争。不仅是美国，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责任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帮助世界变得更好，所以要有个世界性组织来促进世界和平，这是他们的思想——很可惜，现在美国的领导人不如那个时代的领导人——所以，当1979年美中建交后，美国很想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很欢迎中国人来美国。有的中国人说，美国想遏制中国，我承认，现在华盛顿对中国的看法的确不好，但美国有35万中国留学生，那是遏制吗？不是！所以，我想美国的主流思想是跟中国关系友好。

中美40年的交往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从鸦片战争到1978年，中国一直在努力实现现代化，但在最近40年，现代化才取得很大的成就，为什么？我谈一下个人的体会。如前所说，1973年我有机会参加美国第一个科学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了北京、无锡、苏州、上海。我认为恢复工作后的邓小平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重视教育，恢复高考，恢复大学。另外，当时中国还非常落后——当然，现在的情况好了很多，变化很大——1993年到1995年，我曾经在政府部门（国家情报理事会）工作，我的同事约瑟夫•奈是当时的主管，他让我负责东亚一块，这使我有机会来中国。1996年，我带一批学者访问了中国的一些大学。我认为世界很小，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密切，应该想办法合作，进而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20世纪90年代，在我领导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时，就想邀请中国领导人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