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梳理改革开放的过程并不难，但是改革内在的规律性是什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中国的政治模式概括为：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非常重要的认识。

很多人可能把这些当成一个套话来听，我试着把它翻译成学术语言。就是说，在世界现有经济格局和现有秩序的情况下，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想迅速发展，就不能走寻常路，要有两个积极性：一方面要集中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还要给人民相应的自由权利（主要是指经济、社会权利）。

其实，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权派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人就持此认识。

中国的改革开放，目的是迅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在工业化、城市化时期，社会会发生若干重大变化。第一是社会大流动，人民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社会身份流向高社会身份。社会流动带来了身份改变，身份改变带来了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及财富的增加，这样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关系的大变化。

在这种机制之下，不同的权力结构会形成不同的效果。人们要实现身份的改变，要追求成功卓越和美好生活，有两种可能的办法：或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勤劳，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或经营来实现；或者通过集体的政治行动、政党行动，通过选举来改变政治权力的归属，利用政治权力改变社会价值的分配。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图片来源 人民网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给政治下了一个定义，叫“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如果在工业化进程中开放政治权力或选举，就会形成一种分配性的激励，人们希望通过政党政治和选举改变分配的方案、占有经济发展成果。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就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一选举就乱，就是这个原因。发达国家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不过现在西方社会矛盾重重，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意识到，要开放权利的通道，给人民群众流动和迁移的自由，给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所以高考制度对社会流动和社会身份的改变特别重要，它是用和平的、相对公平的方式形成社会分层。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首先，党的领导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的意义是实行战略性的发展，这也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共性。

所谓战略性的发展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它提供发展规划，并转化成国家的战略规划，比如我们的五年计划（规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和“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等。

第二，提供初始资本，国家通过一定的筹资融资方式将民间的资金集中，或通过开放政策和金融借贷引进外部资金等。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都很穷，广东要搞特区没有钱，于是借鉴香港经验，招商局率先在蛇口开发2.4平方公里工业区，土地招租，招商引资，很快就发展起来。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三通一平”，“七通一平”等等。

第四是软环境建设，法制、医疗、社会教育、政治保障，这是政府的职责。

外国人观察中国，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首先是干部培训。中国的干部要学习，这是很正常的，非洲人就觉得太有意思了，他们的干部都是精英，从没想过还要学习。而东南亚最看重中国的五年规划，认为战略性的发展，是中国发展速度快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要给人民权利。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集中，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可以看作一个政权的人民契约，一种政治关系，就是通过法治规范领导方式。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过，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不能因为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只能集中国家的权力，不能形成各方面为权力竞争的局面。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领导方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怎样评论一个制度是好是坏？习近平主席曾经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是适应性的问题，是阶段性的问题。亨廷顿在政治学有一个重要的贡献，他说好的制度，不管是协商还是选举，最重要的是规范。规范化的制度就是好的。所以政治体制一定要按照规范，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