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的四大政治改革

干部四化。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曾经做了一个口述史，访问了一些老干部，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的，参与了改革政策的制定。他们不约而同地讲到，改革开放是从“干部四化”、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开始的。

改革开放首先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政治上解决问题首先要从干部开始。要调整干部队伍，把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这样才能贯彻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一方面在干部队伍中清理文革中的“造反派”。同时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年龄偏大的老同志退居到二线。同时，中央提出了干部“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革命化就是拥护改革开放。年轻化意味着年富力强，年轻干部也要求知识化和专业化。中央要求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文革时期不跟着刮风的年轻人放到关键岗位上。

改革人民公社体制。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为获得工业化建设所需资金，需要在为广大农民保持最低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主要从农业获取最大的经济积累。人民公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的。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一方面行使组织集体化生产的职能，同时也保证实现低成本的农村社会治理。

经济体制改革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自然要把人民公社体制改掉。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在东南沿海一些边远地区，人民公社实际上只剩下形式，尽管公社和大队小队的组织还在，但农民自发组成“小小队”，实际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各干各的，这种情况在温州非常普遍。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正式取消了人民公社，恢复乡镇政府，村级实行自治，这是农村重要的行政体制改革。

上世纪广为流传的人民公社宣传画 图片来源 网络

简政放权。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就是搞市场经济吗？在体制转型中，市场经济确实是主要的内容，但搞市场经济不是改革的目标。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家确实需要思考。

全世界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但是都不像中国这样发展得这么快，有些国家甚至半途而废，成为失败国家。

我给大家推荐一位学者，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F. Vogel），他是专门研究亚洲问题的。20世纪60年代，他研究日本时，写了一本书叫《日本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后，他转而研究中国问题，20世纪90年代，他写了《先行一步》一书，当时他预言：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一定很快，因为中国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那就是给人民群众权利的保障，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再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

傅高义注意到，各地政府在因地制宜组织发展，特别是他关注到广东。像吴南生、袁庚这样的一些干部，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卓越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地方和基层推动了改革。

中国政府在组织经济发展，在组织市场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背后，实际上都有我们的政府和政府官员。当然，官商关系紧密可能给带来另外的问题。

简政放权带动了两个积极性，形成了各个地方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中国发展。

这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它改革了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的体制，同时促进了政企分开的改革。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在我看来简政放权就是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招，也是经济改革的关键一招。

中国地方大、情况复杂，必须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我走过中国很多城市，今天看最漂亮的城市还是深圳，短短30多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剧烈的变化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一定会有了。

恢复法制。文革后我们痛定思痛，废除了文革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摆脱文革时期的混乱，恢复法制、恢复秩序。这也就是恢复人们的预期，使人们的行为有规律可循。这是改革开放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否则就不可能有各种自主的经济行为。所有这些都是政治方面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做了这四件事，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