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做些什么来改善与欧洲的关系？

王文：是的，我完全同意你提到2008年是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实际上，我记得那年我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工作。我听到很多美国专家提到当时的欧盟仍然非常强大，其GDP总量在2008年远超美国。但在金融危机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但很快就蔓延到了欧洲。2010、2011年你提到的欧洲发生了债务危机。许多欧洲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直到现在，所有欧洲国家仍在消化这场危机。

所以在我看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就中国而言，我们始终尊重欧洲。我们想与欧盟交朋友。但问题是，一方面，欧洲人民、欧洲商界人士将中国视为大国，特别是经济大国，想从中国赚钱获益；但另一方面，许多欧洲政界人士也将中国崛起视为对某些国家和个人的威胁。

所以我的问题是：因为你如此资深，懂商业、懂政治、懂学术。我想问的是，中国该如何让欧洲减轻对中国的这种不适感，让欧洲人民减少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能做些什么来改善与欧洲的关系？因为如我所说，中国方面还是希望与欧洲建立非常好的关系，我们也希望助力欧洲的可持续发展。

丹尼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在今年上半年调研中国的期间就曾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正如我之前就其他问题所说的，一方面，中国被视为挑战，另一方面又是机会。但这种认知需要管理。管理是非常微妙的事情，你需要聪明的人，而一些古老的智慧已经丢失了，所以我们并非处于管理非常复杂问题的最佳状态。正确的路径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该协定在2020年底几乎达成。在我看来，这才是我们需要达成的合作框架。

我认为我们必须投资于互信。这并不容易，因为你之前提到的，欧洲是碎片化的，谁在领导欧洲？欧盟正在失去权力，甚至失去更多权力。美国的政策恰恰直接指向削弱欧洲。看看中欧在全面投资协议的谈判期间做了什么：意大利致力于保护其食品、制药与设计产业，德国则重点维护汽车和机械制造等核心工业利益。这种基于国家产业结构的利益分化，使得第三方（如美国）能够通过针对性策略对不同国家施加影响，从而弱化欧洲的整体谈判立场。所以正如我所说，中欧需要互信，并重启一些有趣、更开放和平衡的项目。

而且，我想提出第三类事项——这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在中国深入探讨的一个设想：为什么欧洲和中国不能在世界其他地区，比如非洲，共同开展一些项目？非洲是一个与欧洲非常接近的大陆。中国在非洲已有大量投资，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但非洲部分地区确实面临困境，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或许可以从一些联合项目起步，在远离欧洲和中国的地区推动合作，以此展现双方共同为全球福祉作出贡献的意愿。

2023年12月4日12时1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援埃及二号卫星发射升空。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建立互信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一个有效的切入点是从社会的年轻一代着手，特别是通过学生交流项目。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起点，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文化的交融以及信任的萌芽。试想，如果你在学生时代就结识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与他们交谈、讨论、成为朋友，那么二十年之后，当你成为本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对方也在其国家担任要职时，你们之间已经存在一条沟通的渠道。这条始于青春的纽带，或许能在未来关键时刻，为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提供对话基础甚至解决方案。因此，对话至关重要，而年轻时开始的对话，其影响往往更为深远持久。

王文：丹尼尔，我真的从你这里学到了很多。我最后两个问题是，我想听听你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建议，因为你无疑与中国企业领袖有着广泛的互动。你能分享一下你对中国公司和中国商人在国际场合的印象吗？特别是，我尤其想知道你对当前正在海外开拓市场的中国公司有何建议？因为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和大公司走出去，他们有时感到困惑，也感到困难。作为一名资深人士，你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丹尼尔：你说得对，商业合作往往比想象中更复杂。尤其是在同一行业领域——比如能源或工业——要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确实需要深入的努力。但根据我的经验，特别是在外派期间协助意大利、欧洲企业与中国公司对接的过程中，我发现关键在于对双方价值链进行细致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找到互补的空间。成功的合作往往建立在“以所有换所需”的逻辑上：无论是生产设施、产品范围、市场渠道还是技术能力，双方能够互相补充、彼此赋能。这些要素正是铸就成功合作故事的基础。当然，正如你所指出的，任何一方都不应抱着征服或主导的意图而来。无论企业规模大小，都应拥有清晰的角色与定位。这需要前瞻性的规划，也需要平等与尊重的态度。所以在这一点上无可匹敌，但仍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认为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潜力，确实在许多方面优于其他国家，这主要源于双方工业特质的高度互补性。以德国为例，中国已在多个工业领域建立起显著竞争力，与之合作的结构性空间相对收窄。而意大利则不同——你们在许多机械行业的细分领域仍保持着全球领先地位，尤其是在那些高度专业化的中小型企业集群中。这种“精而强”的产业模式，恰恰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需要借鉴与对接的。

意大利兰博基尼拖拉机 资料图

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并非是否要合作，而是如何“化圆为方”，坐下来共同寻找合作的精准接口。对此我抱有充分信心。当然，这一切仍要回归到互信的基础之上。只有当我们彼此信任，愿意围绕同一张桌子寻找解决方案，合作才能真正落地。任何能够促进对话、加深相互理解的努力都值得推动。就目前而言，中欧双方之间的认知仍显不足——即使在商业层面，我们或许知道对方的市场份额、企业领袖，但那更多是名义上的了解，尚未转化为深层次的战略互信。

我知道欧洲商会正在做出一些努力，但那些是更制度化的东西。我倾向于一对一的对话。这是我的经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中欧、中意之间的互补性提供了很多机会。当然，关键词是平衡和共赢。即当你向我提出某项合作时，它必须对你有益，但也必须对我有益。

若欧洲不改革，将难以在全球格局中确立长期角色与战略方向

王文：最后一个问题，让我们谈谈未来。如你所知，中国人民大学现在正在做一个关于2050年的重大项目。这个项目旨在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之后人类更遥远的未来提供中国方案。所以我的问题是：欧洲人也有类似的2050年长期计划吗？我是说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后的计划？你认为2050年的国际政治结构会怎样？国际经济结构会怎样？欧洲有战略家在思考如此长远的视角吗？

丹尼尔：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欧洲内部的碎片化与应对即时挑战的压力，确实严重制约了其规划中长期未来的能力。

整个欧洲的政治议程正日益被短期事务所主导。正如你所说，如今欧洲的政治周期往往以两年为单位，甚至更短。以意大利为例，尽管下一次大选在2027年，但政治讨论和决策已开始围绕这一事件展开。在这种环境下，长期战略很难获得持续的政治关注与资源投入。我们作为欧洲人已经丧失了——我不会说是能力，而是——长期思考的政治意愿。回顾过去，上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宏大项目还要追溯到近三十年前欧元的创立。而如今，“绿色新政”虽被提出，但其推进过程仍不断受到短期政治波动与利益博弈的干扰。这种局面若不改变，欧洲将难以在日益激烈的全球格局变动中确立其长期角色与战略方向。

我们是有能力做事的。另一个更能说明欧洲协调应对能力的例子就是我们如何应对新冠疫情。那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并制定一些指导方针，我们成功了。但那是因为有紧迫性，而紧迫性并非今日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欧洲未能认识到我们在管理某些重大问题上的紧迫性是最令人担忧的一点。也许有些聪明人知道问题所在，但他们不够强大或不够投入，无法将长期问题或长期目标提上议程。

而且政治和商业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即所谓的“短期主义”。你知道，公司主要关注每个季度的业绩，因为市场对业绩有预期，所以你只能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地努力满足市场预期。政治也是如此。虽然不是按季度，但围绕着选举的普选和地方选举。所以政治周期如此之短，政治规则现在也使得你没有动力去长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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