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环节

提问1：关于稳定币，中美两国正积极推进各自体系建设，是否旨在增强本国货币实力？这将对两国未来经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此外，特朗普政府释放允许芬太尼进口的信号，是否意味着中美在关税与芬太尼问题上已达成有限协议？未来关税水平将如何演变？

库普坎：稳定币与加密货币将在结算、支付及资金流动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但形成有效监管、体系一致且稳定的机制仍需较长时间。当前阶段，相关领域更多面临的是政治风险（如骗局、分歧等），而非市场效率提升，无需过度担忧。

关于关税与芬太尼问题，芬太尼议题仍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优先事项，目前尚未解决。尽管加、中、墨等国均面临该问题，但预计最终可通过协商解决。整体而言，我对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可能比我的一些同事更乐观。

提问2：您提出“科技冷战”概念，中美是否可能爆发“科技热战”？如何避免其升级？此外，在“全球南方”背景下，中印竞争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会成为继中美竞争后的新焦点？

库普坎：“科技热战”的最大风险来自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若中美任何一方将AI技术用于武器系统并形成对方无法防御的突破性能力，可能引发战略失衡，类似核武器“先发使用”的争议逻辑。因此，我对传统意义上的热战并不感到过度担忧，因为两国都清楚，战争将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因此不必过于担心常规意义上的热战。

至于中印关系，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消失。金砖国家内部有中国与印度、沙特与伊朗这样的复杂组合，成员之间不可能高度一致。尽管沙特实际上并未正式加入金砖，但它已成功让外界误认为它是金砖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中印之间的竞争关系确实值得关注。两国之间曾发生过非常危险的军事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觉。

提问3：谁将会主导全球南方？

库普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主导全球南方，这也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十分有趣的原因。全球南方的六个新兴国家正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但目前没有任何国际组织能够有效涵盖它们，也没有哪个组织接近做到这一点。

作为政治学者，这一现象让我感到着迷。全球北方的中等强国大多数是美国的盟友，而全球南方的中等强国则是自由行动者。未来二三十年，国际经济与安全领域的许多重要动态，可能都将在这些国家之间展开。

提问4：我对美国智库很感兴趣，有三个问题想请教您。第一，您如何看待自由派智库与保守派智库在白宫影响力上的差异？第二，您是否认为自由派智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失去对华盛顿的影响力，尤其是像布鲁金斯这样的机构？第三，您怎么看MAGA智库的崛起及其对传统保守派智库的影响？

库普坎：在华盛顿，智库的作用类似于教堂，人们必须敬仰它们，而不质疑它们的权威。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政治的发展已经削弱了传统智库的影响力。

布鲁金斯、肯尼迪学院、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等机构通常被认为是自由派智库，尽管我以前没有这样看待过它们，但现在这一观点似乎更为合理。

然而，最近几天我访问过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它已经在华盛顿占据了主导地位，为总统提供了议程和理念，并在智库领域形成了某种单极统治。传统基金会内有许多才智卓越的人。

需要理解的是，MAGA运动不仅仅是草根运动，它的组织非常复杂且体系化。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特朗普2.0与特朗普1.0一样，只是一群喊口号的人，但实际上完全不同。MAGA运动拥有明确的组织结构、议程和纪律，而这些主要来自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等智库。

在保守派智库方面，传统基金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虽然自称自由至上主义者，但影响力并不显著；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虽然相当保守，但与特朗普关系紧张，因此几乎没有影响力。总的来说，华盛顿现在几乎成了一个“单智库城市”。如果你访问华盛顿，应该去看看传统基金会，它占据了一个街区，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资金与资源。

提问5：所谓丛林法则是大欺小，强欺弱。如果法治国家的法律使用丛林法则，导致社会大乱乃至国际社会大乱，如何干预法律的软弱？您怎么看英国大宪章的“权在法下”？

库普坎：在我演讲的最后，我想勾画出我认为我们正走向的方向。坦白说，我没看到有人在做这件事。我们正在走向一个以关税为基础的全新国际体系，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可能像霍布斯及其他丛林法则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颠覆“人人适用的法治”。关税体系的本质就是如此，每个国家都将自己放在第一位。美国优先，中国优先。

在这样的体系中，强国就是弱国的掠夺者。然而，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体系。但这些新制度必须由我们自己去构建，当前尚不存在。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这些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不会在这里随便编造一个我自己都不相信的答案。

过去85年来，关税水平从未像现在这样高。这清楚地提醒我们，要建立一个能够规范未来走向的制度体系，仍需大量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建设，我们可能会陷入丛林法则的困境。我认为您的观点完全正确，我也希望我的演讲能足够震撼，让大家开始思考如何避免最糟糕的结果。

提问6：感谢您的演讲，我的问题是关于硅谷的国内局势。我刚看到新闻说，美国国防部正试图与多家大型科技公司的CTO展开接触。而过去几十年里，大多数科技公司都试图避免卷入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为什么现在硅谷开始与政府合作？这种态度和文化上的转变有什么原因？

库普坎：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科技大佬们坐在第二排，马斯克还在那里走来走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不止大多数，都为就职典礼提供了资金支持。现在他们都在圈子里了。他们曾经害怕受到监管，现在仍有可能面临监管。尽管马斯克后来与特朗普发生冲突，他们与特朗普政府依然关系密切，这就是他们的玩法。

在我看来，这体现了“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的现象，科技巨头与政府建立了足够紧密的关系，从中谋求自身利益。我还想补充一点，美国有许多人实际上是寡头，他们已经俘获了政府。这样的现象有其现实基础。在任何一个“花钱就能办事”的国家中，都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任何奖励裙带关系的政治体系，最终都会破坏市场。因此，我认为科技行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提问7：在有核时代，您认为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库普坎：我实际上是核武器的坚定支持者，我认为核武器带来了和平。从概率角度看，核武器使得欧洲在过去80年没有爆发战争，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认为，美中之间发生大国战争、真正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核武器对双方都有巨大的威慑作用。

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确实担心会出现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台湾方向的军事冲突，这是我个人的判断。而且，我不确定美国总统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我认为特朗普可能不太关心台湾问题，但如果是其他总统，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我对台湾问题的担忧，主要是未来十年的问题，这将是一个麻烦。

提问8：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会影响美国在中东的收缩政策吗？以色列游说团体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多大影响，您能简要谈谈吗？

库普坎：以色列的游说力量在美国一直都很强，影响力覆盖两党。然而，我不认为这次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游说，我认为更多的是源自以色列国内的心态。

以色列朋友们的反应表明，他们过去25年一直被真主党和哈马斯羞辱、打击。然后发生了什么？内塔尼亚胡揭穿了他们的虚张声势。以色列的敌人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也不像我之前以为的那样强。因此，这次中东局势的演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人物——内塔尼亚胡，从原本几乎要被赶下台，到通过这次行动逆转局势，在十月大选中很可能会成功连任。

但我不认为这次冲突是美国推动的，只是特朗普总是会站在赢家的那边。内塔尼亚胡当时在赢，特朗普就觉得，这样做看起来会不错，可以稍微运作一下，这对政治有利。事实上，我认为美国反而是反对的，且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讲话视频，感谢特朗普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 社交媒体截图

提问9：关于中美在生物安全技术领域，特别是在商业创新药研发中的数据安全问题，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库普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作为美国的政治学者，我也很难给出准确的答案。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特朗普政府反对多边合作，我认为在生物技术领域，中美会进一步脱钩，这就是当前的发展方向。

不幸的是，正如您所指出的，这将抑制创新。我认为，中国的科研界最好的做法就是继续在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并保持与特朗普政府的开放沟通，告诉他们哪些领域正在错失机会。特朗普政府里也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因此，中国应尽量保持与美国的定期沟通，同时继续推进多边合作，尽管美国可能暂时不会参与。尽管如此，中国依然需要尽量说服美国政府加入进来。

提问10：您在演讲中提到了“G零世界”，也谈到“全球南方”。我想请问，您是否认为“全球南方”或更多地区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库普坎：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正走向一个更加碎片化和地区化的世界。在我刚才的演讲中，我实际上省略了一个要点，那就是加强地区性机构。目前，并没有多少地区性机构是强大的。美墨加协定（USMCA）本可以算一个强大的地区性机构，但它的前景并不乐观。东盟（ASEAN）虽然是一个较弱的机构，它以共识为基础，但仍然有可以被强化的潜力。我没有什么具体的好点子，但我认为，寻求地区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区域自由贸易，确实是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体系问题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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