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里斯托弗·斯特鲁普，译/由冠群】

我17岁时，在基督教布道会上第一次听到有人将伊斯兰教等同于恐怖主义，当时我还只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传统基督学校的一名高二学生，我母亲是那所学校小学部的教师。那是1998年，当时伊斯兰恐惧症还没有在西方成为主流。我们一家人在卡默尔郊区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跨教派福音教会，我父亲是那里的音乐牧师。

那天早上，首席牧师马库斯.沃纳说：“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应该渴望杀死基督徒和犹太人。”他坚称这是他仔细研读《古兰经》后得出的唯一结论。尽管我现在已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当时的我还是个福音派信徒，不过我仍对这种极端的说法感到不适。如今，在新西兰基督城枪击案发生之后，类似的反穆的言论应该被视为与反犹言论同样令人厌恶。

但在实际操作中，美国对反穆和反犹言论执行着根深蒂固的双重标准，这一点从伊尔汗·奥马尔参议员反以色列言论掀起的轩然大波中可见一斑。美国正确地将反犹主义视为毒药，并且（至少左派）实行着言论监督，不管有心还是无意的反犹言论都不放过。但伊斯兰恐惧症却仍然塑造着美国外交政策，受基督教鼓励的反穆言论常常不受任何批判地在公共领域大行其道。

作为美国首批进入国会的两位女性穆斯林议员之一，奥马尔关于以色列的言论的确让人产生反犹主义联想。她后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时，在遣词造句上更加谨慎，没有再使用“效忠”这个词——这是许多人批评她的正当理由。然而，许多针对奥马尔的批评不仅是恶意的，而且其背后的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犹主义的恶劣本质并无不同。

白人新教徒保守势力担心权力和影响力下降，而这种担忧又塑造了特朗普政府。当前多元化和民主化在美国社会遭遇挫折，类似的先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不久之前，美国新教徒还把“双重效忠”的帽子扣在犹太人头上，质疑他们的爱国本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肯尼迪成为美国首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也有人质疑过天主教徒的忠诚度。

今天，类似的言论再次出现。由福音派基督徒和小部分犹太裔美国人构成的保守派又开始兜售他们的阴谋论，宣称穆斯林兄弟渗透了美国政府，穆斯林正密谋将伊斯兰教法强加于美国。

由宗教牵扯出的反穆情绪对美国外交政策构成巨大破坏。前中情局局长、现任国务卿蓬佩奥等仇视伊斯兰教的人在特朗普政府中扮演着日益突出的角色。相比美国之前历任总统执政时期，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决策尤其受到反多元主义的基督教原教旨势力影响，这部分信徒对穆斯林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敌意。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不仅是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也是当今美国最倾向于本土主义的人群。

美国内阁百年来首次成立圣经学习小组，每周三成员聚在一起参详上帝的旨意

从冷战至今，多数福音派新教徒坚持末世论（观察者网注：eschatology，研究历史终结及其相关方面的哲学或者神学理论 ）信仰——它基于19世纪对《启示录》和其他预言性文本的解释——倾向于将基督的主要敌人与苏联联系在一起。1948年，以色列不可思议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复国，这被福音派用来证明他们解读圣经预言的正确性。1970年出版的哈尔·林赛的畅销书《圣经预言：消失的伟大地球》成为了福音派的标准末日叙事，大大普及了时代论神学（观察者网注：dispensationalism，保守派基督教信徒相信神在圣经圣约中透过一系列的"时代"或历史上的时期来给与人类启示）的千禧年前论（观察者网注：premillenialism，基督教神学末世论学说，认为基督将于千禧年之前复临世界）。

林赛把俄罗斯描绘成圣经中的“玛各王国（kingdom of Magog）”，根据“预言”它将在末日之战中率领邪恶力量作战。但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最近几年，福音派基督徒开始拥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因为他重视“传统价值观”。尽管福音派极力寻找，但仍难就谁是新的玛各达成共识。而就在这时，随着反伊斯兰情绪在福音派教徒中蔓延，主要由穆斯林组成的国家（比如伊拉克战争时期的伊拉克）便可以临时充当这样的角色。福音派作家乔尔·理查森就曾表示，敌基督者（Antichrist）将来自伊斯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