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对俄乌冲突的很多判断和说法都错了

在俄乌冲突发生之时，有人认为，俄罗斯以只相当于西班牙经济总量的体量挑战西方，无异于以卵击石、注定会失败，这场战争会使俄罗斯进一步丧失全球影响力，对中国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宜及时与俄罗斯切割止损。还有人提出，在20世纪的两次大战中，中国两次都站对了队、跟在了文明进步的一方，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其义可能在于提醒当前中国要“正确”站队、仍要站到“文明进步”一方。

学者之谈是基于自己所见所闻，不必过多指责其对其错，但事过境迁，却因为有关言论曾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因此有必要回顾所谈与事实进展的契合或背离。从当前因“特朗普新政”而带来的新变局来看，三年来中国场域中对俄乌冲突的理解和判断，特别是对战争进程、俄罗斯大国地位、中国应取立场的一些观念，是有严重错判的，如果真按照这些判断和提议做出决策，此刻中国外交要应对的会是什么？

是以利害为重还是以是非为先？这对经历了漫长和平的人来说已经无感，然而经历了磨难的人会清楚明白其中甘苦。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抗日队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后来对中国历史的评点中，经常用到的历史观察方法乃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技术角度”即权衡利弊得失，黄仁宇认为中国历史上常常存在以道德论是非而导致误国误民的现象。战略史家纽先钟在研究以往的中国战略史时，同样指出过中国历史上在高谈“心性”中走向败亡的悲剧。明清之际思想家颜元在总结前朝历史时，曾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句话讽刺南宋以后信奉朱熹的腐儒们在明朝灭亡只能选择自杀殉国，看似高尚，实则无能，在空谈心性中置国家于危难。

“挺乌”人群认为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这是事实。然而，这仍然不是中国要与之切割的理由。今天所说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很大部分乃生成于“二战”结束之后，它是如何而来？其实都与“战后国际秩序”高度相关。以联合国、国际法等为重要方面的战后国际秩序，既有平等的一面、是众多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无法回避和否认，当时的两个主要大国美国和苏联又扮演了主导作用，是大国权力意志的结果，体现的是“主权者立法”。

斯大林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

规则的背后乃是权力，当权力认为法和规则不再代表其意志时，转身不再“依法行事”，其逻辑是清楚的。美国和俄罗斯近年都表现出明显背离自己参与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倾向和不再“守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代形态的国际法就是在它们主导下建立的。从战后国际秩序乃是结合了多种意愿、是多种意志博弈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国家仍选择维护战后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少数大国选择对其背离，都可以从法源上找到符合自己愿意、需求的解释，这是由全球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决定的。

回头看，中国做出了正确抉择

幸运的是，面对三年前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并没有丧失战略定力，对全球局势的判断是清醒的。这使美国当前推进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时，中俄业已形成的战略关系在可见的未来仍将保持确定。

中国对俄乌冲突的表述，并非基于国家机会主义，首先当然是基于中国对相关事务的历史是非曲直的认识，它与中国并不直接相关，其是非也并非一清二楚、而是各有其理，中国当然没有必要对此明确表明立场。

其次，冲突的实质乃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对立，这些年来，美国已经明确中国是其“战略竞争对手”、不遗余力在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对中国发起一轮又一轮的非战争攻击，中国有必要联合敌对者来反对友好合作国家吗？

再次，大多数南方国家对俄乌冲突都持中立态度，暗含了对美国霸权秩序和西方国家主导地位的不满，中国也看到了这种强大的国际思潮，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是站到西方国家一边还是站在广大南方国家一边？这也不言而喻。

还有，中国的历史智慧一向是“离强合弱”，只有相对弱者才有可能形成紧密合作关系，中俄实力目前都弱于美国，相互合作顺理成章。与实力相对强的大国合作联手对付另一个实力相对弱的大国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两宋的选择是经典例证。北宋与金合作灭掉了辽，但金却又灭掉了北宋；南宋与蒙古合作灭掉了金，但蒙古人却又灭掉了南宋。

与任何大国关系一样，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只截取一个片断来作为处理当前中俄关系的依据。比如，在沙皇俄国时期，中国大片领土曾被其占领，这是中国近代史之痛；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支持，清朝解体后的中国能不能重新实现国家统一，要打上一个打问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如果没有当时苏联给中国提供的156个工业项目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没有那么容易推进。在近代以来与俄罗斯/苏联的往来中，黑暗与光明同在， 哪一个片断都是真实的，“挺俄”“反俄”完全都可以凭自己的是非口味从历史上寻找自己想要的不同证据。

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既有“阳面”又有“阴面”，过于计较其中的是非就无法有效开展合作。国家只能根据当前利害得失做出选择。今天中俄两国形成稳定的战略互信合作关系，是两国的共同利益驱动的结果，它与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做出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决策，道理是一样的，尽管在此之前，中国一直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中俄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是美国，然而如果美国真的愿意尊重世界多极化的现实、放下对中俄两国的成见，中国未来再次选择与美国合作，也并非不可期待。

当代世界日益加剧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大国间的携手共进，如果未来中美俄三国之间能够重演“二战”结束前夕大国密切合作的场景，当前因“全球化终结”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给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带来的阴影可能消除，全球整体的灾难性局面也将因此可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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