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转至今日，当前各国的当政者们，又在重演劳合·乔治、乔治·克雷蒙梭们的经历，他们对当代世界的大变局因何而来、将向何去、如何应对，未必真比一般人更有远见卓识，这对一个正在逐渐走向秩序瓦解的世界来说，绝非幸事。

不仅活跃在台前的政客（而非政治家）和社会精英们难以值得信任，在如何防止战争的问题上，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民众，他们的普遍认知也是不可靠的。在经历战后以来世界总体的漫长和平后，大多数人已认为和平乃理所当然，而对维护和平需要贡献什么样的义务、做出什么样的奉献已非常淡漠。

在1929年美国经历“大萧条”后，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推进“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匮乏的自由。然而，什么才是“匮乏”呢，它有相对固定的衡量标准吗？在战后以来的长和平中，权利政治高歌猛进，公民权利也获得长足进展，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消极的一面是，人们的匮乏感却并没有因为实际所得的增多而弱化，相反，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无论贫富贵贱，针对外国、本国政府或其他人的怨气却明显增长，政治极化现象、各种排外主义的兴起，都是表现。

相比以往，精英和大众所关注的，更加趋向短期利益，都只想索取，不愿意奉献。富人认为政府越小越好、国家应该对其减少管制、对其超级财富要少收税最好是不收税；没有实现财富自由的人，认为政府应当承担更多责任、国家应该为其创造更多福利……

殊不知这些看起来相互对立的诉求，都从不同的方向在摧毁公共伦理和公共生活。相互体谅、彼此承让、节俭为用的美德在这个时代是稀缺的，而当谈起权利时，个人对国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普遍都“理直气壮”，自己永远是对的，错的乃是他人和外在。

以往“沉默的大多数”其实也不再“沉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交平台即时联动性的空前扩张，为他们创造了随时做出意见表达并影响各国决策的空间。当“匮乏”不断被生产、谁都认为外界对自己有欠、谁都可以对谁怒气冲冲时，现实世界设计得再好的制度和机制，也会无力应对不断上扬的戾气，它们的崩溃，结果可能就是暴力，包括战争。

2017年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打出邦联旗帜

“政治业绩锦标赛”

在短期观点盛行的时代，如果要问触发大规模战争的因素是什么，从主观的层面来看，首先可能就是那些从未有过战争体验、不知灾难如何发生的人，现在却在高谈战争，或者不管不顾，放任政治妄想症推进损害他人、于已也无实际好处的目标和政策，甚至是以想像中的“威胁”为说辞，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增加筹码。

2024年9月，美国众议院“中国周”一口气通过28条以遏制中国为主题的法案，法案内容包括减少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依赖、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和无人机、禁止中国公司购买美国农用地，以及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还包括干涉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内政的诸多内容。

在一周的时间内，美国共和、民党两党的众议院议员们，对中国进行了“缺席审判”，强行制定了系列针对中国的制裁性政策，这种场景，恍惚是1919年在巴黎召开的凡尔赛和会的重现。可以想见，在美国国会山的辩论现场，一个个美国众议院议员们“义愤填膺”“正气凛然”，宛然是人类正义的代表和现世道德的化身，他们的手势、语气、语言，与当年的英国首相、法国总理等协约国的政客不会有异。

如果凯恩斯置身于当下的美国众议院现场，不知他会作如何想？！一群看起来极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用最具道德感的说辞，却将这个世界引向又一次灭绝性的灾难。这种由“道德”“正义”而起却以反道德、反正义而终的经历，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不理智的政治行为，未必真是不理智选择的结果。以往在分析最近四十年来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时，一种理论是中国各地政府间存在着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官员晋升锦标赛”，这种以追求经济效率为主的竞争机制，激励中国各地官员争相狠抓经济建设，并且实际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它的一个负面因素，是由于官员任职的流动性较大，往往在主政一方时，官员更注意短期效益，期望在不长时间内就能出现“亮点”，由此也造成了一些烂尾工程，甚至给一些地方的下一步发展埋下隐患。

特朗普出席就职典礼 美联社

在美国的民主机制下，为政治利益而生的政客们，同样存在着“政治业绩锦标赛”，其激励机制与中国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是类似的。政治极化使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绝大多数内政问题上都已“话不投机半句多”，只有在对外政策上发声时，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受到严重攻击。

当操纵“中国议题”成为便宜法门时，中国是不是真是问题所在已经不再构成问题，从操纵“中国议题”中获取政治关注度，恐怕才是美国政客们的真正关心所在，它所关系的乃是他们的政治生命。

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卸任前夕，突发奇想窜访中国台湾，无谓地给台湾海峡、也给中美关系制造了紧张，它不符合牵涉各方的利益，但可能符合佩洛西本人的利益。政客们对其政治业绩的关注，展示的是在民主政治的短期视野下的政治癫狂，它使本应降温的中美对立关系向对抗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从这种“政治业绩锦标赛”中获得收益的乃是少数美国政客，但损害的是中美关系和世界政治的稳定性。

与中国舆论中对战争的谈论还廖廖无几相比，近几年来，美国政治界、战略界的精英们，已经不避讳谈论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争，这种燥动是危险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本应该是一个不被谈起的词语，如今竟然成为公开谈资，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变化。

当战争被频繁谈起时，战争就可能成为自我证实的预言而意外发生；当因为不断夸大战争的可能而大张旗鼓为战争造势和准备战争时，战争发生的概率又会大大提高。在战争可能性增大的时代，最不需要的就是美国众议院政客们的歇斯底里表演，最稀缺的乃是凯恩斯式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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