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拥有执行法律和制定国策的大权，与美国国会、最高法院“三权分立”而共同构成美国政治体系中的主权者，而且在 19 世纪经历了行政权的扩张后，总统一职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更为突出，甚至可以认为是最重要的。如何任命总统，因此是“国之大事”。

美国开国元勋们对此曾有过细致考虑，对主权代理者的德与能都十分看重，比如美国首任财政部长、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时新宪法的重要推动者亚历山大 • 汉密尔顿就曾提出：“要使一个人成为合众国总统这样显要职务的当选人，至少也需要相当的才能和优点。这个职务十之八九会由德才都很杰出的人担当。”（7）这个说法与梁启超所认为的“非必须非常之才，始足以当此大任也”大相径庭。

汉密尔顿甚至还认为：“总统每次当选任期四年；只要合众国人民认为他可信就可以多次连选连任。”（8）从 20 世纪以来的实际表现看，与梁启超认为美国有识之士不愿意从政，以及总统职位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并不那么紧要有很大不同，美国精英人士对担任政府高级职务，普遍还是有很大兴趣的，以往的美国总统及其阁僚的教育程度、曾经的从业背景，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在 2016年总统选举中，身为顶层精英的希拉里 • 克林顿，在确认败选结果后，竟忍不住号啕大哭，足见总统之位在她心中的分量之重。

2024年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讲的希拉里·克林顿

在美国的一些关键时刻，总统往往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比如亚伯拉罕 • 林肯在美国内战期间、富兰克林 • 罗斯福在“大萧条”之际。在对美国总统功绩的排名中，林肯、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三位德能兼具的总统，总是名列前三，比如 2018 年 2 月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发布的《2018 年历任美国总统评比结果》就是如此，而特朗普则忝陪末座，足见美国人对“伟大总统”的标准是什么，心里是有一杆秤的。

将特朗普与林肯相比较，两者显然无法相提并论，原因是林肯是典型的美国精英代表，受教育程度高、博学多识，且公共形象好、道德威望也高，在内战结束后乃至今天，林肯对美国的影响，都并不仅仅在于他解决了美国在某一时刻之困，而在于他的长久的道德感召力，对美国人在精神上的激励。特朗普也许可以为美国解决当前的一些困境，但其糟糕的公众形象、严重有欠的道德感召力，不可能对美国人的精神产生多少激励作用，他的上台执政，长久影响可能是美国在国家形象上的迷失。

林肯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美国学者 R.G.哈切森认为，总统是美国公民宗教的大祭司，理当成为正直诚实的典范，“总统作为全国统一的象征，将示范共同的基础性的对上帝的信仰，以团结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总统“作为一国元首，是全体美国人的总统。他确实也具有重要的宗教作用，即一种能把所有的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信仰的象征性作用，也是一种社会所依存的有效的价值观的象征性作用”。（9）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因为窃听事件而被弹劾下台，里根为什么会因“伊朗门事件”而遭到指责。

总统选任不当，给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比如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观察家，就把近年来美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下行”趋势，归咎于前总统乔治 • 沃克 • 布什在新世纪到来之后严重消耗美国国力的错误对外政策，而这位前总统与特朗普一样，也在外享有不喜学习的诨名。

为防止将不适当的人推上总统宝座，汉密尔顿早有预见地提出，任命合众国总统“要尽可能地减少引起骚动和紊乱的机会”，为此，1787 年的制宪大会最终决定总统的任命不依靠任何现成的组织，而是将决定权交给美国人民，选出若干人组成一个选举人团的中间机构，专门从事选任总统这样一项临时任务。汉密尔顿认为相比直接选举出一个人（即总统），这“就不容易造成震动整个社会的非常的、暴乱性的运动”。

美国宪政体系的初始设计，是总统不能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各州议会推选总统选举人，再由总统选举人选举总统，其目的是“要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去反对结党营私、阴谋诡计、贪污腐化”，而选举人团的临时性质以及其成员各自分离的情况，可以有效避免腐化的发生。（10）选举人团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非依赖一个固定机构来设置议程和做出决定，也非由民众直接选举总统，虽然它“一开始就诉之于美国人民的直接行动”。（11）

在 19 世纪上半叶民主运动发生之前，挑选总统选举人的决定权在各州议会，由于是局限在小范围的政治精英人群做出选择，实际上可认为是推举产生，而由选举人再去选择总统，仍是一种精英决定，因此同样可以认为是推举。在早期阶段，美国总统的产生方式因此具有鲜明的精英选择意味，是从贤能中挑选贤能，虽然不能保证能够产生十分优秀的领导人，但把德能都很差的人推选上位的可能性也非常之小。

1787 年的美国制宪者们之所以选择这种总统任命方式，在于当时主导的政治观念是共和而不是民主，而共和的重要体现，则是代议。被一些人称作为“美国宪法之父”的第四任总统麦迪逊区分了民主与共和的区别：“在民主政体下，人民会合在一起，亲自管理政府；在共和政府下，他们通过代表和代理人组织和管理政府。”（12）

按照今天的说法，前者是直接民主，后者则是间接民主。麦迪逊指出民主政体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他批评了当时的一种流行见解，即认为如果使人类在政治权利上完全平等，同时他们就能在财产、意见和情感上完全平等。麦迪逊青睐的是代议制的共和政体，它比民主政体有利于抑制党争，也有利于选出有德有能的政治代理人。（13）梁启超在游记中说美国政治的弊端在于共和，实际上他没有弄清共和与民主之别。

美国宪法设计者用心良苦，但其后继发展却有点基因变异、与初衷相违。自首任总统华盛顿卸任之后，选举人制度逐渐变形了，特别是经历 1830 年代的“杰克逊民主”运动后，总统选举人经历了由议会推选到人民直选的转变，在选举人被选举产生的时刻，高度体现的是“人民主权”原则；然而，这个选举其实又并非是由一个个“选举人”在参与竞选，而是在一个个州选择潜在的执政党，一般情况下，只要某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以多数票在某一州胜出，归属这一州的选举人票都将归此总统候选人所有。

美国大选投票

这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以往的包含民主原则的精英选择机制，使总统任命由间接推选变成事实上的大众直选，美国宪法缔造者们所重视的选举人投票走向形式化，选举人的选票更加只具有“选票”意义，没有了“选举”内涵。总统选举人的人选，也转向高度受制于被宪法缔造者所警惕的政党机制，他们都是由政党的州代表大会或州委员会提名，而被提名者往往是有身份的公民或愿意为竞选基金慷慨解囊的党员，总统选举人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荣誉头衔，比如在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丈夫、前总统比尔 •克林顿，就被推举成了民主党在纽约州的总统选举人，他的那张选举人票最后投给了希拉里。

同时，总统候选人又是由所属政党的决策会议或代表大会提名推出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宪法制订者原来设计的那个慎重、公正、超党派的制度就被政治惯例彻底推翻了”，“它使国内每四年有六个月或六个多月充满了辩论和鼓动。它使个人追求权力的野心、各阶级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命运处在危险中”。（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