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常松】

两会期间，教育话题又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

针对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副校长戴彩丽表示，前段时间“山河大学”的走红，实则折射出全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状。从国家层面而言，建议高校招生政策适度向人口大省倾斜。

所谓的“山河大学”，其实是网友们的一种“设想”：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个省份（以下简称“山河四省”）343万考生，每人出资1000元，共同打造一所四省交界的综合性大学，面向四省招生。

这一场来自自媒体的“奇思妙想”，背后是对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这一老生常谈话题的新瓶装旧酒。此前教育部也回应称：要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

·四省教育困境

为什么是这四个省份呢？

因为这四个省份面临着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双重地狱难度——“总量”与“人均”。

单从高校总量上看，山河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总量其实在全国不算低。根据2023年6月15日教育部官方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河南省的高校数量168所，和江苏省并列全国第一，超过广东省的162所，山东省紧随其后有156所，河北省128所。

而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高校数量超过百所的省份有12个。大学数量最少的是西藏，只有7所，然后是青海12所、宁夏21所，海南22所，甘肃50所。其余省市区的高校数量均在50以上。

换言之，从总量上看，“山河四省”相比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并没有“哭穷”的资格。

那么，“山河四省”难在何处呢？

一是，人均的高校数量；二是，一流的高校数量。

合起来就是，人均的一流高校数量，与其人口大省、经济大省的地位并不相匹配。

根据教育部首轮“双一流”名单和当年各省人口数据可以算出，人均双一流高校数量，比例较高的除了陕西之外，都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山河四省”连成片的惨淡，对比人均数值，甚至还不及西藏。

·“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山河四省”当下的高等教育局面呢？

简单概括：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

更准确地说，中国一流高校资源的竞争，并不是省份之间的竞争，而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山河四省”不是落后在整体经济水平，而是省内顶流城市不及沿江沿海省份的顶级城市。比如说，并不是河南经济水平、人口数量不及陕西，而是省会郑州的高校水平不及西安的高校水平，尤其是头部高校。

如果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会清晰地发现，“山河四省”的起步就落后了。中国大学格局的形成，只经历了两个重要时期，此后的两次热潮都是在此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

第一个时期是民国时期。

当时各省政府都设立了一批优质的大学，这些大学往往也分布在当时的省会城市。同时在对外开放的沿江沿海地区，教会大学的进入也客观上为中国大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优质基础。这些教会大学的教育资源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融入了今天的综合型名牌大学。

相应地，“山河四省”的大学办学水平相比于当时的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地有不小的差距。加上北洋政府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一系列的战乱大都发生在华北平原和中原大地，使得北方的整体社会稳定不及沿江沿海地区。

中国大学建设的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初期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代表的大学建设。

这一轮大发展的特点是拆分了很多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大学和教会大学，重组了一批综合性大学。比如办学质量较好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大学均被拆分撤出，学科并入后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校园也被继承。

同时，还建立了一批基于行业的专门型大学。在这一时期也就诞生了中国的“国家队”——国字号大学。民国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很多学科调整，组建了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中字号。而且当时“部委办大学”，各个部委都有着自己的“圈中名校”。

后期又伴随着三线建设，大学根据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由沿江沿海开始向三线迁移。这其中，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西迁到西安是典型代表。后来，六机部在上海重建交通大学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这也就能够一部分地解释，陕西省的高等教育资源为何明显优于山河四省——实际上是因为西安作为西北地区中心城市，在民国和建国初期得到了集中的发展。

但在这一轮中字号大学的建设中，“山河四省”除了由北京迁出的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之外，没有任何斩获。原本有意落户河南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如今凭一己之力将合肥推上了中国科技之城的第二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