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技术层面，数据的不确定性导致很多探讨成了围绕数据的无意义争执。

每年季节性流感的严重性是不断变化的，数据会有不小的浮动。选用什么数据，都能撕上半天。

有些数据本来就不可能拿到准确值。在统计上，WHO的分类将流感与肺炎合并为一个大类，流感可以认为是其中的J09-J11三项。如果要统计总人口中流感与肺炎的死亡人数，大致还能得到比较可靠的数字，但也不会完全精确。

比如，流感导致死亡的并发症很多，不只是肺炎，这些病例就可能缺失。

如果要只统计流感，那么遗漏的可能性更多。比如，肺炎死亡患者也未必都进行流感检测，或者因其他并发症死亡的患者，在患病后期才就医，呼吸道样本可能已经检测不出流感等等……

如果统计感染者中的死亡率（IFR），数据问题还要大。流感患者未必就医，不会被统计到患者总数里，死亡率的分母就偏小了。新冠也有类似问题，除了中国这样完全管控，几乎不可能漏过一个感染者的情况，其他国家的真实感染人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笔乱账。

在一国范围内，即使得不到准确数据，凭借数据模型和流感检测系统，比较不同年份流感的情况，依然是有指导意义的，至少系统误差相对小些。但直接比较流感和新冠，甚至是不同国家的数据，系统误差就会大很多，意义有限。

哪怕只看新冠致死人数的比较，也能发现很多问题。国内的数据基本是在医疗系统没有承受巨大压力下得出的，与放开管控比可能偏低；国外目前的新增数据，是在大量人口已经感染过新冠的前提下得到的，直接挪到中国头上，也会偏低。

反过来说，即使放开管控，总体而言，中国民众依然可能保持比国外民众更高的防疫意识，这是一个能有效抑制传播，减少“医疗挤兑”风险，降低致死人数的因素。

而疫苗注射率，特别是老年人注射率，以及主流疫苗种类的差异，会带来更多变化。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一些对数据来源、背景欠缺考虑的粗疏比较失去意义。

新冠与流感值得比较的地方，或许在于变异。有人说：“新冠肺炎病毒的变异是它非常重要的特征，谁也不能保证奥密克戎株就是最后的一个变异株。”言下之意，现在不开放的原因之一，是不知道未来会产生什么。

然而，这点恰恰不应该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新冠的变异速率不如流感，很多人设想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超级毒株”，这种可能性在流感上也完全存在，甚至或许更大。至于突破疫苗保护，流感更是“典范”。

不能排除所有可能性是科学“非常重要的特征”，不应基于微小的可能性来制定政策，那样反而是一种消极、保守的行为，人类将寸步难行。哪天当新冠真与人类“共存”了，也只是危害下降，还是会感染大量人口，变异的机会依然巨大。用“怕变异”的思路考虑防疫，岂不等于要永远封控？

流感变异快，人类的策略是立足真实世界的情况来应对。病毒突破了疫苗，人类就加快疫苗的更新，病毒杀伤力变强成为“大流感”了，人类就落实更多的防疫措施。这才是积极、有效的行为。

奥密克戎显然不在中国社会的“可接受范围”内，如果它真是“最后的一个变异株”，意味着我们要么长期无法放松管制、承担高昂的防疫成本，要么被迫放开，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那样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

好在变异永远存在，我们应该冷静地等待新的主流变异株。变异虽然随机，但在自然选择机制的作用下，传播力更强、致死性更弱的定性规律往往还是成立的。希望一种真正温和的新冠毒株尽快到来。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