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发银行扩员面临哪些挑战？

李波：能否聊聊为什么新开发银行选在上海成立？

巴蒂斯塔：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印度、南非、中国三国都曾争取主办权。最后是中国，特别是上海市拿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方案。他们表示，我们可以为你们在浦东盖一栋20层高的气派大楼，完全归你们使用，所以请接受这份提议吧。然后我们问南非和印度，你们能拿出类似的方案吗？于是就定在上海了。

事实上，这次是我离开上海后第一次回来，我去参观了新建成的新开发银行大楼，非常惊艳。这是又一个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精彩案例。当初我在上海工作时，这栋大楼还在施工中，所以我实际上没有在里面办公过。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银行办公楼，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相比都是最好的。

所以，现在我们有了一栋大楼，近300名雇员，现任行长是巴西前总统罗塞夫，她事实上是新开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但创立时她还在担任总统。

李波：这次过来你见了她吗？

巴蒂斯塔：没有，因为罗塞夫现在在巴西，但当初是她安排我来担任这个职务。

李波：自从你离开后，有什么进展？CRA（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是否取代了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角色？

巴蒂斯塔：CRA事实上处于一个僵局，处理权限落到了新开发银行成员国的央行手上。他们都非常保守，而且担心CRA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所以这已经被冻结了，尽管有详细的规划方案，是在五个创始成员国央行之间谈判达成的，但10年过去了，现实中还没有运作过。

他们担心，如果在CRA体系之内为国际收支平衡脆弱的国家提供货币互换支持，那么部分国家的外汇储备可能变得不稳定。比如说，中国因为有雄厚的外汇储备，所以没什么需要担心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巴西央行对此头疼不已。因为他们一直担心，自己可能需要用美元替南非——五个金砖创始成员国当中，唯一有可能需要国际收支支持的国家——提供货币互换支持。所以，不幸的是，CRA推行的进展十分有限。

李波：好的，那为什么新开发银行的成员国数量依然被限制在11个？这是创始人当初设定的吗？

巴蒂斯塔：不，这又是另一回事。其实也有相似之处，但情况是这样的：当初我们创建这家银行时，希望它成为一家全球性银行。可十年过去了，到这次我去银行看时，外面的旗杆上只有十面旗，就是“5+5”。

李波：这不是太令人鼓舞的消息？

巴蒂斯塔：对，扩员速度太慢了。不过，罗塞夫行长最近吸收了哥伦比亚——它刚刚完成所有加入程序。还有乌兹别克斯坦，这也非常好。新开发银行还在和印尼谈加入的事。

金砖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

李波：但加入程序需要成员国内的简单多数，还是一票否决制？是否是一个政治过程？

巴蒂斯塔：如果我没记错，银行章程里规定，要由理事会以“合格多数”批准新成员。程序是这样的：行长罗塞夫会主动和意向国接触，新开发银行的工作人员也会进行沟通，然后形成一份加入提案，先提交董事会讨论，再由董事会报送理事会投票，由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组成。

李波：也就是说，行长本人有主动推动银行扩容的动力？

巴蒂斯塔：对，主动推动。提案才能走到董事会之前。你知道吗？在我任内有一个难题——俄罗斯当时非常需要这家银行，所以它不希望新成员加入，进而竞争资金。因此俄罗斯当时让我们非常头疼。不过后来俄罗斯改变了看法。但随之又出现新的问题：现在新开发银行对俄罗斯不放贷，因为担心遭到西方制裁。

李波：但实际上，新开发银行要吸收更多成员，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重大障碍，可以这么说吧？

巴蒂斯塔：实际上只是工作量大。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定诉求，需要与之单独对接、单独处理，但完全做得到。你看亚投行（AIIB）和新开发银行差不多同年成立，如今前者已有一百多个成员国。为什么我们还停留在十个成员国？这说明内部确实有哪里出了问题。

李波：是不是有很多国家觉得，一旦加入新开发银行就会被贴上某种政治标签？我个人认为，相比加入金砖国家组织，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政治风险应该更低吧？

巴蒂斯塔：不一定。伊朗就加入了金砖扩容的政治进程中——但没有加入新开发银行。我可以告诉你，当我2015年刚来这里工作时，第一个正式提交书面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就是伊朗。

李波：那内部反对的理由是？

巴蒂斯塔：我本人是支持的。但内部的反对意见是：如果伊朗加入，会损害新开发银行在穆迪、惠誉、标普那里的信用评级，导致银行发债成本上升，甚至可能被挤出国际资本市场。这个担忧很现实。

而我的反驳是：那就让伊朗同一组国家一起加入，均摊风险。我们还做了详细测算，证明这是完全可行的。但最终没能推动成功。

IMF与世界银行有黑名单，其实穆迪、标普、惠誉以及纽约、伦敦的国际资本市场上，也隐含着同样的黑名单。我们在设计银行结构时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当时把这家银行定位成“西方体系的一部分”。所以我在任时，我们会主动去接触穆迪、标普、惠誉，还试图去纽约、伦敦发债。

这样一来，我们的手反而被绑住了。现在新开发银行的处境是：它甚至无法给一个占资本近20%的创始成员国——俄罗斯——放款。你可以意识到事情有多么严重。

关于西方国家如何造成严重损失，让我举个实际的金融案例：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前，新开发银行给俄罗斯批准了大量项目，按合同应该拨付资金。但现在拨付都停了。这等于是违约——违反了银行与成员国之间完全合法且有效的合同。

因为银行担心，即便是履行战前存在合同的拨付，也会影响它在国际市场的信用评级。我当然希望如今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

特朗普政府提名的美国拉美问题特使毛里西奥·克拉弗-卡罗内今年3月表示，阿根廷须结束跟中国的货币互换，否则美国将不支持IMF贷款

李波：但银行的资金来源难道真的高度依赖西方市场融资的评级吗？成员国不是已经缴纳了资本金吗？

巴蒂斯塔：不是这么简单。成员国的实缴资本最初是100亿美元。但这个规模只是用来“杠杆化”的基础——银行要靠发债扩大融资规模。当然，在中国发行债券不需要穆迪这些评级机构，但在中国以外、尤其是美元市场发行，就必须依赖评级机构。而我们已经去发行过美元债了——这等于把自己“绑进”了西方金融体系，陷入了被动。

李波：但十年前，你们不可能预见局势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吧？竞争变得非常激烈，甚至出现了敌对。

巴蒂斯塔：是的，当我们在2012到2014年谈判建立银行时，没有预见到地缘政治矛盾会变得如此尖锐。2014年乌克兰发生“广场政变”以及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后，欧美对俄罗斯的第一波制裁出现，而我们那时候刚刚抵达上海，根本没时间重构银行体系。

李波：到了2018年，特朗普又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以及接下来的科技战。

巴蒂斯塔：是的，但决定性的破裂是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对俄制裁全面升级，这严重影响了新开发银行的业务。就算俄罗斯试图给银行还款，是的，他们还在尝试还款，他们对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但俄方也需要想办法绕开SWIFT系统。

现实是，西方正在破坏国际法与国际契约。新开发银行的困境只是一个缩影，这样的情况正在越来越普遍地发生。你刚才说到新开发银行被西方体系“劫持”了，其实亚投行也差不多。但这是否是永久性的？不一定。

我们可以通过战略性、有耐心的方式，让这家银行逐步摆脱对西方金融体系的依赖。

（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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