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日本幕府解禁西洋书籍，荷兰医学的解剖学随之传入。17世纪的西方解剖学已经远胜于维萨里了，日本医生一见之下，大为震惊，西洋解剖学和中医脏腑几乎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反应和王大昌乎一样，不同的，王大昌震惊完就完了，照旧用既往理论治病。日本人不一样，他们认一个死理，人体不可能有两种结构，两种理论，必有一错。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医生，皇汉医学古方派代表人物山胁东洋（1706-1762），算是日本的名老中医。他征得政府同意，花了5年时间，观察死刑犯尸体并亲自解剖，参考兰医解剖图谱，写成一本《藏志》。这本书对人类医学并没有任何新发现，它只是证明了一点，日本人的人体内脏腑结构和西洋人并没有任何不同。

要知道，比山胁东洋晚半个世纪的清代大学者俞正燮（1775-1840）还坚持认为中西方人体结构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肺六叶，洋人四叶、心七窍，洋人四窍、洋人的肝在右边、中国人的肝在左边、中国人的睾丸有两粒，外国人的睾丸有四颗。”俞正燮的闭着眼睛信口胡说和山胁东洋的亲自解剖实际观察形成鲜明的对比。

山胁东洋的《藏志》开日本以实证方法研究医学的先河。

山胁东洋的《藏志》

另外一个医生杉田玄白（1733-1817）看了兰医解剖图谱后也是震惊得一塌糊涂，他说，“没想到当医生到现在，却连关于人体内部结构的基本知识都不曾具备，实在是太丢人了……”面对这样的重大“转折”点，他的行动是翻译。杉田玄白和人合作，在基础为零的条件下，花4年时间，硬是翻译出版了《解体新书》。此书一出版，引起医界和知识界的震动，日本开始全面引进西方医学，并废除皇汉医学的正统地位。

杉田玄白说：“我认为，要医治众人、就必需得了解人。要了解人、就得通过解剖。否则、若连人体构造都不了解、又如何医人？”

王清任说：“著书不明脏腑，岂非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子夜行”。

两者意思是一样一样的。但杉田玄白抓住了“转折”，扭转了日本医学的根本方向；而王清任只是在医学界掀起了一点涟漪而已，没有任何后续。

中医的真正转折要到晚王清任一百年的恽铁樵（1878-1935）。此时的中医面对的不是维萨里解剖学，而是已经增长了百倍千倍万倍的组织学、胚胎学、病理学和细胞学，甚至，刚面世的基因学说。

恽铁樵无法学习山胁东洋或杉田玄白，不是解剖一两个犯人的事。他选择对中医经典理论进行根本“解构”，他重新定义了中医脏腑和经络的解剖学意义，提出著名的论断“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这意思是说，中医的脏腑不具有解剖学的意义，只有功能的意义。在恽铁樵之后，现代中医把原本具有结构和物质意义的一切概念都功能化了。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等，都不再有物质结构的含义。即如新冠肺炎的病因，西医可以把病毒的分子结构都分析出来，但中医的“寒湿”邪气却没有任何实体结构的含义，你无法象验核酸、抗体那样把“寒湿”给验出来。

恽铁樵，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这一个转折和维萨里、杉田玄白们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它开创了中医独特理论的新时代。

维萨里解剖学对于中国和日本，确实都是“意想不到”的重大“转折”，唯面对转折的选择是不同的。日本选择否定，中国选择升华。皇汉医学只剩下一点汉方，中医却日益焕发异彩。

转折不重要，面对转折的选择才是重要的，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