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自前苏联诞生至今，已过去了整整100年。虽然这个国家早在30多年前就不复存在，但它对世界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如此深远，至今仍是广泛讨论的话题。今天我们有机会邀请到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受这次对话，杜金先生。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与前苏联有关。具体来说，您认为当初有可能使它免于解体吗？假设它没有解体，在2022年的今天，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苏联，会是什么样？

杜金：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前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意识形态上，两者相差甚远，各自基于完全对立的价值观与主张。但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作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正如麦金德与布热津斯基在其地缘政治学经典著作中所指出，苏联是陆权力量的直接延续与实体化，是海权力量的对立面。

按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说法，陆权与海权之争是地缘政治中的主要矛盾，也是人类历史的核心主题。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思考苏联解体，它意味着陆权相对于海权的一种失败，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来说是一场巨大灾难；对海权力量，或者说全球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则是一次巨大的成就。

基于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苏联在过去30多年来得以延续，正如一些欧亚主义思想家假设的那样，可能将意味着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摆脱那些走进死胡同的苏联教条。但是，苏联终结共产主义并不直接意味着它必然解体，或者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内部失去凝聚力。假如苏联能避免解体的命运，它将成为一种“欧亚联盟”，一种欧亚帝国，或者重回传统的俄罗斯帝国，战略上实行中央集权，内部则维持多民族共存。我认为这是相当有可能实现的。

当前，我们已经见识到莫斯科重新征服苏联时期地缘空间的决心，这意味着地缘政治的回归。因为陆权力量再一次地重申，它必须在西方集团面前保持独立的主权。今天这个集团几乎完全被跨大西洋海权力量的精英所主宰。我们正见证陆权力量重建其地缘政治空间，这显然不涉及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尝试重振历史上伟大的帝国，或者重现一个欧亚联盟。

杜金接受“今日俄罗斯”对话

主持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显然对苏联解体做了深入研究，并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具体来说，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可以通过改革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维持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苏联没有解体，你认为这是一条可能实现的道路吗？

杜金：我认为有可能。中国恰恰吸取了前苏联解体的最主要教训：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与内部团结，全国上下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凝聚力，领导人身负巨大责任，必须做出艰难决定。中国与前苏联和俄罗斯一样，都是多民族社会。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彻底颠覆国家，也没有导致中央政府失去把控局势的能力。你可以改革经济的某些部分，但永远不应该以放弃主权为代价，或者牺牲对地缘政治空间的控制。

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顺利过渡，不应该抛弃历史传统。今天的中国政治上是社会主义体制，但儒家思想处于中心地位。意味着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政府成功地扮演了调控的角色。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并没有一并引入西方民主，而是维持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具备独特且起到团结作用的政治性力量。这股力量实现了对市场经济的引导。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证明在有利的局势下，一个假设得以延续的新俄罗斯/苏联如何实现中央集权，全面有效地管控国内各地区与少数民族自治区，发展混合经济，将社会主义与传统主义，如基督教、俄罗斯族的传统价值相结合。这是一套可行的体制，既然能在中国运作，也可能在新俄罗斯/苏联运作。

然而在俄罗斯，我们失去了意识形态上改造国家的机会。避免苏联解体、维持整个国家的内部团结，这件事比苏联本身更重要。因为团结指的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欧亚帝国”的团结，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既然中国人能从中吸取教训并成功，苏联当然本有可能避免解体。苏联解体是一场自杀，源自苏共高层的决定，不仅仅是因为前加盟国纷纷要求独立。我们俄罗斯人应该负全部责任，而不是归罪于苏联边疆地区的民族主义者。这是在莫斯科的苏共高层犯下的罪行。

主持人：西方长期用“极权主义”一词来攻击俄罗斯与中国。作为一个美国人，当我搬到俄罗斯以后，才发现这里有许多细致入微之处，远不止“极权主义”、“政府包办一切”等标签能概括。我只是想知道，你如何认识这个词？中国和苏联，你会形容他们是极权主义社会吗？

杜金：在西半球，我们面对的是纯粹的极权自由主义。他们假设除本国以外，所有政权都是极权主义的。而自由主义国家不会是极权国家，这是虚伪的。中国社会的传统并非自由主义，而是整体主义。更准确地说是集体主义，社会整体的利益高于个人。

仅仅用“极权主义”一词进行批判，是没道理的。因为自由民主主义的拥趸假设他们掌握了“绝对真理”。将所谓的“真理”强加给世界上的其他人，毫不尊重各个文明的特殊性。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内含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它假设西方的历史、政治、文化经验是普世的。如果你认为西方能与全人类划等号，那全人类自然不够“西方化”，还不够发达。这纯粹是种族主义的视角。基于生物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公开地种族歧视；但我们目前面对的，还有西方文化上的种族主义，也就是当代自由化的全球主义。

如果中国人觉得他们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体制或制度，就应该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对于支持“开放社会”的活动人士、自由主义的信徒，他们应该让别的民族自己选择发展道路。这才是民主在国际层面真正的实践原则。

主持人：我们一直在讨论共产主义，我想问的是，你是否看到一种能够团结现代俄罗斯社会的意识形态，正如前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那样？显然，苏联存在的大部分时期，民众都团结在这一理念下，愿意为之奋斗，实现共产主义。今天的俄罗斯民众有这种目标感吗？如果没有，什么能够弥补这种缺失？

杜金：不可能被弥补，我们不可能回到苏联时期。尽管社会上有对那个时代的怀念，而且越来越多。但我们不可能再接受那些教条，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过去，我们需要向前看，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与传统价值观结合。普京总统近期宣布颁布的法令，从政治层面提出捍卫并重申俄罗斯社会中的传统价值，就可见一斑。

我认为在西方政治现代性以外，我们必须进一步深挖俄罗斯的传统，斯拉夫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是东正教传统。如果要发展后现代的政治思想，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非西方的、前现代的思想遗产，将前现代与后现代结合。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