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在你看来，你是否能够想象到人工智能在赋能社区的过程中扮演某种特定、具体的角色或功能？

阿贝德-内戈·班迪姆：以在上海的经历为例。我当时刚入住酒店，想跟前台交流。我说的是英语，前台听不懂。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她立马掏出了手机。我注意到她在点什么，但不确定具体是什么。然后她就让我再说一次想要她做什么。我还是说英语。这次再看着她，她说：“我明白了。”这就是人工智能的赋能。

殷之光：没错，促进社区的交流。

阿贝德-内戈·班迪姆：是的。从小事来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加纳当地妇女与外界沟通、将生产的物品带向市场、售卖给中国的人民。

殷之光：也要有路，对吧？你得有条切实存在的路来运送产品。

阿贝德-内戈·班迪姆：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人工智能正在革新各个行业、产业、房屋、贸易，乃至个人生活。它能让生活更舒适。只要产品能从农田运到家中，再从家中运向市场，就需要找到买家。那我要如何找到语言不通的买家，让他觉得“这就是我要的，这个商品对我有用”，然后决定买下来呢？人工智能可以改变这一切。它会改变本地社区、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这就是其重要性所在。我也期待政府可以在推动人工智能普及众人、让民众生活更为便捷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殷之光：如今，尤其是在现代化大国，立法者往往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是全球北方的现状，但逐渐地，你也会看到同样的情景出现在全球南方。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现象至关重要。立法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政界人士不仅是在名为“国家”的制度框架内工作。所有国家都是社会的有机组成。从根本上说，社会的根基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造就了社会、国家，以及我们所说的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从根本上脱离了新自由主义的叙事，即把市场、社会和国家视作三个彼此分离的空间。事实上，这三者相互交织、由人类联结而成。数字空间也是如此。只有人类在其内时，数字空间才有意义；只有真的能为人类生活做出贡献时，数字空间才有意义。这些是我刚刚所想到的观点。我去过非洲的部分地区，但还没有去过加纳。我也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弥补这个遗憾。

阿贝德-内戈·班迪姆：不到加纳，就不算到过非洲。我们是非洲的大门。

加纳首都阿克拉 资料图：新华社

“科技发展不能让任何群体掉队”

殷之光：我记住了。同样引起我注意的是社会的碎片化现状——这种分裂不仅存在于社区层面，更体现在语言隔阂上。只要走两英里路，你很可能就会遇见一种不同的语言。大语言模型极度依赖语言输入，而这个输入由英语主导：目前，98%的线上资源均是英语编写的。您觉得小语种如何在人工智能转型中获益呢？尤其是我提到，如果没有足够的语言输入，人工智能翻译可能效果并不好。您觉得要如何用人工智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确保数字主权呢？毕竟处理小语种语言需要技术支撑，但我想加纳可能无力负担这项技术的投入。这样一来，您是否觉得有可能需要与全球伙伴合作呢？

阿贝德-内戈·班迪姆：是的，要合作。科技行业的发展不能让任何群体掉队，无论他们多么微小。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技术识别到每个人，让所有人都能互相连接、参与其中。这确实需要资源，所以我们才需要互相合作。政府负责推动，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等利益集团也必须参与进来。政府必须足够审慎、做出努力，识别每个人的需求，确保只要有社区或群体想要参与，就能为其提供便利。

提及语言保护，现在人们返乡的一大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来自少数部族，我们觉得多年后，一些语言可能会消失，或者根据研究表明，这些语言可能仅能存活15至20年。我们正在努力确保自己的语言不会消失。我们希望在大学中教授这些语言、供人学习，再让这些人回到家乡，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教给其他人。一旦保住了语言，一旦语言存在，政府就有责任让这门语言从技术中获益。就像政府有责任给人民提供水、电、通信服务等基本需求一样，语言也是一种基本需求，是关乎人民生存的重心。我相信政府会推动这一切，确保民众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价值、不会迷失自我。

殷之光：我同意。但我想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出发，从国家层面来看，语言保护不仅仅是把这门语言作为历史遗迹或博物馆藏品来保存，更在于消除阻碍人们相互协作的障碍。

阿贝德-内戈·班迪姆：没错。加纳的很多语言都已经有翻译，也翻译了很多书本和知识。特别的是，加纳是一个宗教国家，信奉基督教。《圣经》和其他知识材料已被翻译成多种当地语言。数字发展也是同理。我相信，只要有翻译，这些语言就能存续，也就能持续参与人工智能的发展。

殷之光：他们可以用语言社交。在数字时代也是如此。你可以用一种语言参与全球流通，使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就是这样。

阿贝德-内戈·班迪姆：我此刻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上海的居民只需拿起手机，就能查看加纳的实时动态，甚至还能前往我的家乡——纳潘杜里。那里是我的故乡，位于加纳东北部。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有人坐在我们村村口。这是一位要卖西红柿的妇女。同时，她又联系上了一位上海的妇女，远程看货。两人完全不同、相隔万里、语言不通，一位说中文，另一位说我们当地的莫西语。这位中国的女士用中文说：“我看到你们在卖番茄？我挺感兴趣的。你有什么品种？多少钱？”她会问所有必要的问题。然后来自加纳的女士听完、理解了上海女士所说的话，同样用自己的话答复。最终她们达成了一致。线上汇款很简单，一切也已经商定就绪。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西红柿从纳潘杜里运到上海。（殷之光：这不是问题。）没错。这将由政府等中介机构负责处理。

2025年11月7日，第八届进博会农食产品展区，来自加纳的展商展示当地特色折扇和牛油果润肤乳。 新华社

殷之光：作为中国人，我们其实面临着一个相似的难题——不是指番茄从加纳运到上海的距离，而是像“番茄”这种易腐商品从新疆运到上海需要耗费时间。为此我们修建了道路，并制定政策和制度安排确保运输过程中不被征税。通过制度和基础设施的支撑，我们实现了市场间的互联互通。

这让我联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愿景：人们无需跨越整个国家就能销售自家番茄。如果能建立泛非市场，让农产品流向周边供应短缺的地区，那将是何等美好。想象一下，加纳妇女能将农产品销往科特迪瓦和马里这样的国家，这种互联互通的愿景令人向往。

阿贝德-内戈·班迪姆：是的。中国模式是个例子，非洲国家乃至社区之间的贸易也需要这样的中国模式。这点至关重要。一旦我们有了人工智能这样的赋能工具，就可以继续推进（贸易）。政府是整个过程的主导者，必须主动采取措施，确保以不牺牲国家安全的方式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做到人人参与、人人获益。

殷之光：就像我刚才同意的，中国或许能成为非洲领导人或全球南方领导人之间开展此类对话的平台，也能作为一个民间社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承担人工智能教育的角色。那在您看来，中国还能扮演什么角色呢？

阿贝德-内戈·班迪姆：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完全有能力推动这些进程。这不仅关乎少数参与国的利益，更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中国也不应该是坐在屋顶旁观我们，而是会说：“作为老大哥，我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会给你们指明道路。”

殷之光：别这样说。中国相信自己也是全球南方的一员，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其实也没有老大哥这样一说。

阿贝德-内戈·班迪姆：这不过是出于对现实的尊重。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寻求中国的帮助，来看中国是否能发挥促进作用。委婉一点来说，如果中国发展良好、但世界上部分地区的人民却在为生存挣扎，那么说中国发展壮大、能为制定规则发挥作用就没有意义。我不觉得中国会乐于见到这样的情况。这正是中国努力发展自身、发展其人民的原因。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我们相信中国会帮助他人走出不发达的困境。

殷之光：中国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世界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阿贝德-内戈·班迪姆：没错。全球南方国家要基于一个共同的平台团结起来，为人民利益而努力，这一点至关重要。不过，这个过程必须有人来推动、来领导、来促进。需要有经历过、见识过一切的一方来提供建议——那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