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失败

我前面提到了，另一个词是“改革”。“改革”也有多重意义。有意思的是，从一开始，中文里的“改革”就有非常特殊的语境。

提到改革，人们总是想到康有为（1858-1927）的“百日维新”或者北宋王安石（1021-1086）的变法，有人可能会想到张居正（1525-1582）以及王莽（前45年-公元23年）等人。

然而，这些改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它们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挫败改革派的那些人表示，要吸取教训，不要尝试激进改革，因为它们注定要失败。

“百日维新”是近代最悲壮的一次改革，六名变法者被处决。康有为和梁启超侥幸逃脱，将中国变法的信息传向世界其他地方。那个时候他们所用的词不是“改革”，而是“变法”。

康有为和梁启超（1873-1929）都是清末杰出政治思想家和改革家，是世纪之交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重大变法取得成功的案例，历史上只有一次，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统治者听从了商鞅的建议，最终成功统一了整个中国。后世赞誉商鞅是因为他不但提出了变法建议，还制定了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并亲自贯彻实施，最终使秦国战胜六国、一统天下。

毛泽东对秦统一中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不仅是天命君权的变革，更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全面变革，即从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改为接下来2000年的大一统制度。这便是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毛泽东把它看作一场革命，可以说是商鞅变法导致了一场成功的革命。这是历代变法中的一个特例。其他变法，无论是王莽、王安石还是“百日维新”，统统都失败了。王安石刚开始曾取得了一点成功，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百日维新”则可以说是一场重大的失败。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这些改革的案例呢？

为什么商鞅的改革成功了，并且引发了一场革命，而其他的改革却都失败了？结果就是，变法被赋予了一层意涵，成了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词，文人、官员、学者和历史学家纷纷认为变法不是什么好主意。

记得叔父曾经对我说，他年轻时写过一篇赞扬王安石的文章，结果被老师骂说愚不可及，怎么能赞美一个对宋朝造成重大危害的人呢？直到最近这段时期，变法的形象一直都很负面。

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1949年取得成功，此后中国在70年代末进行了改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过去的70年呢？这一次，邓小平没有犯前人的错误，他称之为“改革”，而非“变法”。

在英语中，我们将“改革”和“变法”都翻译成“reform”。所以“reform”这个词可能产生歧义。如果你把这个词和“变法”联系在一起，这个词就是负面的。如果你把这个词和“改革”联系在一起，它就是正面的。所以，在用到这个词的时候你务必要十分小心。

在30年的成功革命之后，继之而来的是40年的成功改革。改革在革命之后。这和秦国的一位大臣商鞅的变法正好相反。商鞅变法是改革导致革命。在我们这个时代，改革却是在革命之后。

这些情景相互矛盾，很难解释清楚。但事实俱在，在近70年中，30年革命胜利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该理论确实不同寻常。坦率地说，我不认为这个理论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但这就是毛泽东的所思所想，而且他看起来真地相信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毛泽东几乎摧毁了在自己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政党。此后邓小平回归政坛，他在接管国家权力后提出了改革措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进行改革是非常艰难的。所要改革的是已经取得胜利的东西，这和1898年的“百日维新”或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并不一样，这两次变法都是要去拯救当时的体制。而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建立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改革是要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

邓小平并不认为革命是失败的。正相反，他坚信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毕竟，他一生都在兢兢业业地从事革命工作，甚至不惜为革命而牺牲。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只不过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他的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他执政时间过长。邓小平很坦诚地承认这些错误，但坚信革命已经成功。因此，接下来所要做的无非是通过改革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进行改革并做一些必要的修补工作能使革命事业更加强大、更加成功。

因此，改革与因为绝望而不得不进行的变法（比如“百日维新”）是根本不同的。“百日维新”的绝望来自于当时的清帝国正在走向崩溃，中华文明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刚刚被小国日本打败，西方列强的船只可以在中国内陆的江河上自由穿梭。那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所以“百日维新”不过是为了拯救中国免于崩溃的奋力一搏。这就是当时变法的背景。

改革则是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对革命进行修补来巩固革命成果，使其更加成功。如果把邓小平的改革看成是取代毛泽东的革命那就完全误会他的本意了。邓小平的事业是建立在毛泽东的成功基础上的，毛泽东清理了既得利益阶层那些杂草，为改革铺平了道路。

比较而言，当我们回顾王莽（公元前45-公元后23年）或王安石的变法以及康有为（1858-1927）的“百日维新”时，它们之所以以失败告终都是因为掌握既得利益的政治豪族阻挠变法。保守势力反对激烈的变革以免其利益受损。他们势力强大，足以让任何变法措施都难以推行。

而就邓小平的改革来说，毛泽东已经为他铲除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尽管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一些问题，明显使一些建国初期取得的成果遭受重大损失，但毛泽东却因此保证了在邓小平引入改革时没有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实际正相反，每一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为误入歧途几十年的革命能从邓小平引入的新举措中受益而感到高兴。邓小平使国家重拾最初的目标和动力，以及宏伟的规划，因此让革命恢复了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