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当前，一些领域的“内卷式竞争”往往源于人为设置的制度壁垒和过高的交易成本（如地方保护、市场准入隐性限制、审批繁琐等）。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角度看，您认为哪些具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导致资源错配和“内卷”的根源？在破除这些壁垒、降低制度成本方面，最迫切需要推进的改革是什么？

刘志彪：这个题目很大，一下子回答不了，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涉及整个国家的体制改革问题，所以我只讲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中国地区间竞争是我国出现内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我简要提示一下。

中国的改革是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改革，其中有一部分分权是向市场分权，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但是很多权力并没有完全下放给企业，而是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成为竞争主体。

但是地方政府是一个行政机构，不仅拥有行政与司法权，还掌握大量经济决策权。这种“三权合一”的格局，成为中国经济中一个壮观的景象。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快速增长的秘密和诀窍。

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在过去的短缺经济时代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展现出了极高的经济效率。因为当时处于产能不足、商品短缺的经济情况，所以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扩大投资和生产能力迅速缓解供给不足，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体制出现了一个问题。

自2000年初以来，中国整体的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由卖方市场逐渐转为买方市场，产品滞销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若仍以扩张产能为核心竞赛目标，就会导致产能增速必然长期高于市场需求增速，从而导致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乃至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相当比例的中国产品最终消费者还是来自欧美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产能过剩问题之所以未酿成严重危机，核心原因是虽然中国国内市场没有同步扩大，但由于产品性价比高，具有高竞争力，所以国外尤其是西方市场长期吸收了中国大量产能。尤其是疫情之后中国恢复较快，西方复苏迟缓，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缩的产能又被外需重新点燃，部分压力在西方市场里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释放。所以过去我们虽然有内卷，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现在内卷的严重状态和国内经济近年来的通货紧缩压力、美国对华的暴力关税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打压有关。这使得我国提出要从旧有发展格局向新发展格局转换，需要以内循环为主，打通国际国内双循环。

以内循环为主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今后的市场应以国内市场为主。未来的全球化，中国还是要搞，但是搞法和以前不一样。过去我们的市场在西方国家，所以我们叫“客场全球化”。现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搞“主场全球化”，用中国的市场去推动中国的增长，而且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做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的市场要成长得更快，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内卷，不仅不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贡献，还会进一步让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内卷继续严重下去。所以我们说，中国需要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从短缺经济之后经历了国际国内一系列形势的变化，需要做出一系列改变。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地方政府是否还应该有那么大权力去支配和主导经济增长？我说得不一定对，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思考，过去那种以行政区划分推动经济发展，地方政府以产业政策为工具推动当地增长的路径是否仍能持续？

如果持续，哪些方面需要保留？哪些方面需要改革？我觉得我们到了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因为只有解决这个问题，行政区经济格局才能得到缓解，我们国家的内卷问题才能得到缓解。而且这不是一个内卷的问题，还有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问题。

当前阻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因素，正是行政区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这个格局对统一大市场的天然割裂，形成所谓的市场保护或者地方保护问题。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甚至司法权力干预经济发展的现象。可以说，地方政府三权合一已经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内卷。

譬如在招商引资方面，地方政府用很多手段结合起来，进行无底线补贴。现在这种现象受到了抑制，但是这种补贴现象只是改换了形式。过去是隐性补贴，现在是公开进行投资入股。这其实是把地方政府的财政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考虑。

建设统一大市场是中国未来的主要优势，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但在行政区经济格局背景下，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会遭遇很多阻碍，这也是中央近期频繁强调“五统一、一开放”的原因所在。“五统一”就是要建设统一大市场，但是行政区经济格局天然与统一大市场形成对立。

如果不从根本上削弱行政区经济格局，不推动地方产业政策的主导地位改革，我们不仅难以纾解内卷，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会面临诸多障碍。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行政区经济格局以及各地的同质化产业政策和重复建设是资源浪费和内卷的重要推手。从您的理想角度看，我们应当如何建设、如何规划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顶层设计和信息共享机制？如何引导各地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差异化、协同化发展，从源头上减少低效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引发的恶性竞争？

刘志彪：这方面我们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差距。在我的理想设想中，地方政府应将部分经济权力适度下放给大型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让企业中的中坚骨干力量承担更多职能。

投资权和决策权不宜完全由地方政府掌握，地方政府投资权应主要用于公共设施和公益性强的项目。在盈利性较强的项目上，地方政府最好不要干预，把这些权力完全交给企业行使是比较合理的。

也就是说，过去中央下放给地方政府的部分经济权力应回归企业，该市场的归市场，该政府的归政府。地方政府应当专注于地方公共事务，回归政府职能，矫正过去过度市场化导致的职能错位。

另一方面，过去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一部分也应上收至中央。我们都知道，产业政策本来都是中央政府行使的，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有一个很大的创新就是产业政策不光是中央政府行使，地方政府也可以行使。

地方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进行竞争曾取得很大成功，但如今地方政府过度使用产业政策已成为引发内卷、破坏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因素。未来，对于某些产业，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权有必要重新回到中央政府层面，只能将部分产业政策制定权留给地方政府。

但究竟如何划分，我一时也说不清，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中央应该在数据市场流通规则、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算力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制定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实现统筹发展。

计算用机房

尤其是全国算力网络，你不能指望地方各自为政去搞“东数西算”之类的工程；这类基础设施必须靠中央来规划和推动。同样，有一些关系到国家未来的重大战略性产业，它们的产业政策也不宜完全交给地方政府做，中央应负责基础性、前沿性的投资。

而对于盈利性强、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则可以交由地方甚至交给企业来做，这样的分工更为合理。不能把所有产业都归入中央主导，否则就会回到新的计划经济，这条路显然走不通。更多的是应该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发挥中央政府的积极性，一方面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还要发挥我们广大企业的积极性。

要充分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在民间，中国人充满了创造力。只要让他们放活，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就会一片光明；如果把他们卡死了，中国经济就会失去动力，也违背了改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