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媒体”不自由

《德国之声》、“美国之音”和BBC这类国有媒体，由于人事任免和资金调配权被政府把持，因此不可能在涉外报道中做到客观中立，而西方标榜“自由”的私有媒体同样无法摆脱政治操弄，且西方国家控制私有媒体的手段更为隐蔽、具有迷惑性。

美国统治阶层控制媒体的第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等组织。

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起源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前身为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成立的“调查”研究小组（The Inquiry）。小组起初由150名学者组成，研究主任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冷战”概念的推广者沃尔特·李普曼。这些人聚在一起探讨如何帮助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政策影响，在战后参与塑造国际秩序，为美国攫取更大的利益。小组提供了2000多份文件详细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为威尔逊的和谈策略奠定了基础。

“调查”研究小组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合影

由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依然信奉孤立主义，小组的部分成员转而举办秘密会议，并最终于1921年成立了外交关系协会。首任会长为曾担任美国国务卿和战争部长的伊莱休·鲁特。一年后协会开始向成员以及美国全国“最富有的一千人”募集资金创立了《外交事务》杂志，这本杂志仅用几年时间就成为了“美国处理国际关系最权威的评论”。

从1930年代开始，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公司开始向外交关系协会大量捐款，协会对美国内政和外交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1939年起，外交关系协会成立了严格保密的“战争与和平研究小组”，专注经济金融、国安战备、国土以及政治议题。其中国安战备部分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后来成为了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中情局局长。

外交关系协会著名会员、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Time）

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高官中有一半的人都是外交关系协会的会员。如今外交关系协会已经拥有5000多名成员，包括几十位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银行业、制造业、贸易和金融公司的高管以及知名律师和媒体界的名流。从20年前开始，美国每一任总统都是外交关系协会的会员，直到2016年这个惯例才被一个“外人”——唐纳德·特朗普打破。

用一位协会著名会员、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自己的话说，“外交关系协会让美利坚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德国《明镜周刊》在1975年的社论中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描述为“整个西方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机构”“资本主义的‘政治局’”。

美国《华盛顿邮报》高级编辑、“报道记者的记者”理查德·哈伍德认为，外交关系协会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接近美国“统治集团”的机构，而对于媒体界人士来说，获得外交关系协会的会员身份就意味着他们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统治集团的认可。现如今，美国所有主流媒体无一例外都有高层是外交关系协会的会员。

外交关系协会和其附随机构掌控下的美国媒体（cfrmedia）

以伯林格遭围堵时一旁的亚裔女跟班苏奕安任职的《洛杉矶时报》为例，该社的执行副主席谢尔比·科菲和华盛顿分部负责人多伊尔·麦克马纳斯即是公开的会员。前者曾经在1992年洛杉矶黑人暴乱的报道中一手主导舆论嫁祸当地韩裔社区、“煽动群众斗群众”，防止黑人示威者把怒火导向政府和统治阶级。

媒体研究学者乔恩·范登·霍伊维尔敏锐地指出：“通过选择性地关注世界上的某些特定危机，媒体得以更有效地向政府施压以采取行动。所谓‘人道主义’现在变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成分，而媒体在其中承担重要责任。”这里的媒体自然指的是由外交关系协会统筹的、全球（帝国）主义的、单一世界观的西方媒体。

苏奕安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学院取得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硕士学位，但其这些年的报道活动就很好地贯彻了上述思想。她推特个人主页的置顶消息就是她发表在《洛杉矶时报》的假新闻，污蔑我国新疆存在“庞大的监视、拘留、文化抹杀和强迫劳动系统”。去年9月，她还因为在内蒙古从事非法活动被当地警方拘留和驱离。上个月，其关于中国新冠疫情的一篇负面报道获得了美国“奥斯本·埃利奥特亚洲杰出报导奖”（Osborn Elliott Prize）。

正是因为在西方有无数个苏奕安们长期扮演着抹黑中国的角色，西方社会才会形成如此偏执和负面的对华看法，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才得以畅行无阻地推出层出不穷的反华政策。

正如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沃尔特·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意见》中所阐述的：“我们必须让大众安分下来，这样我们才不会被困惑的兽群践踏。大众几乎完全无法理解共同体的利益，因此共同体的利益只能由一群脱离个人局限性的专业集团来操纵。”这个专门的“公务阶层”负责让公众“形成合理的舆论”，而“制造同意”是引导公众舆论支持“国家利益”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