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越南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25年，越南GDP中的外资部门占比大约20%，进出口中的外资占比都在70%左右。一些近几年在越南十分突出的产业，比如计算机、手机及零部件，外资出口占比超过95%。

以越南三星为例，在三星公开的覆盖其80%采购额的全球主要供应商中，有35家位于越南，其中29家韩资、4家中资、2家日资，没有一家越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三星在越南完全没有本土供应商，只不过基本上都是包装材料等非核心板块。在占据大额采购的核心供应商中，越资企业仍然十分边缘。

三星2008年进越南设厂，距今将近20年，仍然如此。甚至即便连门槛更低、发展时间更长的纺织业，也是外资在出口中占主导。根据越南海关数据，2025年，纺织服装出口额396.42亿美金，其中62.3%仍然是外资企业，37.7%才是越南本土企业。

换言之，虽然中美日韩欧各国供应链在地理上来到了越南，但并不代表这些供应链在资本和技术上已经属于越南。

虽然外资来越南也创造了就业训练了工人，但更多地只是为了薅当地生产要素和监管套利的羊毛（招商引资政策、关税优势等），并没有实际给当地留下多少核心技术，也没有像当年的中国一样刺激出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越南本土企业。

也就是说，外资并不会自动推动一个国家的本土企业升级。在某些环节，它甚至可能产生相反作用：外资直接带来成熟供应商，不仅压缩了越南企业的学习空间，也会挤占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

而且，虽然越南广纳外资，但不同外资往往有着不同标准，这让原本就不大的越南市场变得更碎。

以工业园为例，虽然越南在国家层面有对工业园建筑、消防和电力规范的基本要求，但这些规范更多解决的是安全底线和基本合规问题，具体到不同开发商提供的标准厂房，在层高、地面承重、消防配置、电力容量以及其他设施规格上，仍然可能存在不小的差异。

我当时在越南找工业园时，就听人提到过这个问题。不同国家背景的工业园，各自习惯的厂房规格并不完全一样。一家企业如果想从某个园区搬到另一个园区，原有产线和设备未必可以直接搬进去使用，有时需要重新改造厂房，甚至调整部分设备。

这就意味着，表面上看，越南全国有很多工业园和大量厂房，但这些需求未必能够完全合并成一个高度标准化的市场。同样是一百万平方米厂房，如果每个客户要求的层高、承重、电力和消防配置都不一样，就很难像生产同一种标准产品那样，通过规模把成本迅速降下来。

规模并不只是单纯的数量问题，数量只有在同质化的或者经过标准化改造后，才能真正变成规模效应。这点我之后在中东，有了更深的体会。

所以，从绝对数字看，越南本来就不够大的国内市场规模，还因为标准不一等各种原因进一步削弱了规模效应，而出口又有成熟的中国产业链挡着，导致本土企业仅靠市场化力量很难发展壮大——因此越南政府也开始尝试效法韩国走“财阀模式”，不过这是后话了。

越南最大财阀Vingroup及首富范日旺

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国家的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要看时运。日韩能靠东亚模式崛起，除了美国的外部援助外，也是因为当时旁边的中国还没成为“工业克苏鲁”；中国自己能崛起，除了内需足够大带来的正循环外，也是因为国际市场上除了中国，别无中国。

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代制造业的复杂度与1990年代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承接外资产业链时，正好赶上一个“没有简单到只需要劳动力，也没有复杂到只有巨头能参与”的时期。

以消费电子为例，1990年代的电脑家电零部件数量、自动化和精密加工要求等都比现在要低，一个做电视机外壳的工厂可以从注塑、模具、材料慢慢学起，未必赶不上。

但到2020年代，一个智能手机背后涉及各种芯片、软件、摄像头、显示屏、电池材料和精密结构件，从0开始学起的难度大幅提高。这也导致外资宁愿直接带现成的成熟供应商过去，而不是慢慢培养本土的供应商。

因此，近几年虽然看起来越南的外资工厂越来越多，出口额越来越高，产业复杂度也在不断增加，但真正属于越南本土企业的产业能力，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甚至可以说，中国供应链外溢既是越南工业化的梯子，也是越南本土产业升级的天花板：它让越南更容易接住全球制造业，却更难把制造业真正变成越南自己的。

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雁阵模式”，即日本作为头雁，产业升级后把中低端产业交棒给后发国家，一步步转移。后来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确实是按照他的剧本渐次发展的。

但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韩国政论节目里的人说中国不是新的头雁，而是一只翼龙。因为中国在发展高端产业时并没有放弃低端产业，所以不仅打乱了原来的雁阵，甚至还会吃掉其他一些雁。

与其说是翼龙，我倒认为中国是一只“雁中雁”——因为它足够大，所以它的身体里面，本身就装着一整支雁阵。

“规模”不仅仅意味着有多少人可以买东西，它还会决定一个冷门零件能不能找到足够的订单，一个工程师是不是稀缺，一个供应商能不能活下来，一条产业链能不能在同一个国家内部闭环。

在后来中东拉美等全球其他地区的出海经历中，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最特殊的点，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十四亿人”，而是被文化、基建、制度等整合的“被组织起来的十四亿人”。

这让中国可以最极致地发挥规模效应的恐怖威力，几乎封死了“下一个中国”的出现；但这也恰恰正是大量中国企业出海时水土不服甚至翻车的根源。

因为“被整合的超大规模”这一点实在太特殊了，全世界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所有长在这块极为特殊土壤上的果实，如果不加调整直接移植，就一定会遇到问题。很多出海所谓的“水土不服”，看起来是不理解当地，其实是看不清我们自己。

我在越南这家起重机工厂里，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这件事。

在郭总的工厂考察结束后，我坐车返回河内。路上正好赶上工人下班，很多人骑着摩托车从工业园里出来，密密麻麻地驶向周边的村镇。

至少在我看到的这个工业园里，没有中国早期工业区那种规模庞大的员工宿舍。中国早期的制造业工人，大量是跨省流动的农民工；而在越南，许多工厂使用的还是周边几十公里范围内的劳动力。

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但看着这些骑摩托车下班的工人，还是会让我想起电影中那个刚刚开始工业化的中国。这些越南工人当然也在努力工作，希望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但个人的努力能不能最终变成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还取决于许多个人无法决定的结构性条件。

回到河内，晚餐吃了一碗北方口味的牛肉粉。手机震了一下，原来是我的越南语老师阿英问我周末要不要一起吃大排档。

我愉快地答应了。

（本文发表于公众号“奥特快出海笔记”，观察者网已获转载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