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同两个女儿帮人做佣工，不久又被逐出，这个客栈的伙计将母女三人可怜将其收留，住在客栈旁边。刚刚安顿下来，客栈的伙计被国民党抓壮丁，母女三人失去依靠，两个女儿相继饿死。国民党抓壮丁的恶果常常使一个家庭失去其最主要的劳动力，在灾荒之年影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的命运。

成批的灾民不断涌来，每天都有人在附近死去，逃难来的妇女自念命苦，要做善事图报，每天在山上挖坑埋葬饿死灾民。不是这个逃难的妇女命苦，与这个妇女悲惨命运相类似的无数人苦难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百姓没粮，国民党党政军大小官吏手中的粮多着呢。

第七战区各部队都有空额，因而也就有余粮积存，余粮或暗中交给中小商贩运往粮价高的地方发卖，或则暗中向贫苦农民放高利贷。对于部队的补给兵站方面大方之极，绝不计较，报多少就补给多少，省的打了败仗部队说兵站补给不足。打了败仗对于国民党兵站各级官员更是发财的好机会。

本来平时国民党兵站就经常伪造报销凭据，几百元的开支，浮报到几千元；价值几百元的物资损失，每每浮报到几万元；打了败仗最好报销损失“情况紧急，抢运不及，忍痛焚毁，以免资敌。”这样几千大包军米、几千几万加仑汽油就安安稳稳流到兵站头子的腰包里去了。两次粤北战役（1939年和1944年）就给了各级兵站头子大发横财的机会。

1941年第七战区8月陈崇范任第七战区兵站总监，陈颇有“经济头脑”，不仅利用各地粮价的高低不同，贵卖贱买；还虚报运费，从中渔利。1943年广东大灾，东江方面，米价涨至每百斤合法币150元，即每大包售价300元。陈崇范看到发财的机会来了，利用公家汽车做交通工具，连雇佣商车出动卡车50辆，把大批军粮运至老隆、兴梅等处售卖。

这次运过多少军粮去卖呢?第七战区兵站副总监吕鉴周估计：如载重两吨半的卡车，每辆可载运大米25大包，50辆一次，就可载运大米1250大包，每月运出三次或四次，肯定每月可运四次，毎月就运去大米5000大包，以三个月计算，就运去大米15000包，每大包售价法币300元，共得450万的法币，这些军粮被陈祟范以各种理由浮报损失。②

按照中国预防医学院、国家统计局在《中国七省市食物营养与健康状况》中提供的数据，中国卫生部推荐的营养标准中限定，一个人一天需要摄入的热量为10048320J，蛋白质70g和脂肪65g，这些营养需要粮食0.681kg，一个月需要20.43kg粮食，这是维持最基本的生命所需要的。

1包约合106斤，1大包约合210余斤，15000大包约合粮食3000000斤合1500000公斤，除以每天必须的粮食需要量，陈祟范贪污的粮食够7.3万余灾民吃一个月！在广东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将这批粮放出去赈灾将救火多少于水火的饥民？这批粮节约分配再加之以野菜等辅助品至少可以保证十万灾民渡过在灾荒最严重的五月份，也就是说十万灾民的性命就死在陈祟范的手上，这批粮食大部被国民党的蛀虫们倒卖给日伪，而陈借此大发横财。

1944年国民党豫湘桂大溃败，第七战区转进到龙南时，陈崇范妻子由韶关坐一辆卡车到龙南，为了避免别人注意，用很多步枪子弹箱装载金条，伪作子弹装上卡车。

迨抵达龙南，卡车开进邓秀峰分站的时候，有一箱被碰坏，一条条的黄金漏出来，旁边的人惊的目瞪口呆。可以看出陈宦海遨游所得颇丰，漏出的不是黄金而是饥民的血肉！陈崇范这人算是极品，他父亲从家乡看他，呆了几日都不见让手下人给五百块钱了事。而其父死花了十余万给其父亲风光大葬、大宴宾客，真真是一个“大孝子”！

第七战区最大贪污犯当属第七战区总司令余汉谋，抗战结束后第七兵战区兵站取消，部队调往他处打内战，结余的大米以15元一斤计算，陈给了余汉谋4亿法币。国民党第七战区军队在大灾之年不仅贪污军粮谋利，他们所作所为更是开创了世界战争史的先例。

奇怪的战争

大灾之年日伪统治区也面临缺粮，为了保证统治区的“安定”，日伪方面取消了国统区物资进入日伪限制。1943年4月26日《广东迅报》（日本侵华机关报）刊登了这样的新闻:“省粮管局昨布告准许自由运米入市，限制配给，兼食什粮或自由购买。布告内称：现在谷米来源益绌，配给额数…酌予变通……为增加输入米粮，暂准商农自由运入市………配给米额……不足之数……自由购买补充，悉所其便。谷米入市之限制，自本日起，暂行撤销。不论何项人等，予运谷米来市，自由买卖。”③日伪以工业制成品廉价吸取国统区粮食，在潮汕、沙坪等处以洋纱和肥田粉高价诱购粮食，当时一万斤米可换肥田粉（硫酸氨）三十包或洋纱十一条，获利八倍以上，国民党大小官吏趁此“天赐良机”大发横财、中饱私囊。

先说日伪统治下的广州。

汪伪社会局局长民政厅长王英仠，是汪伪救济会的主任委员，又管粮食，趁米价飞涨，涨到极高时，卖粮，且勾结奸商运去港澳，交换物资，赚钱极多。

广州汉奸贩卖粮食以郭湛和王辉权势最大，二人合股创办华丰谷米埠，甚至向日本海军取得了独占东堤两个卸货码头中的一个的特权，供其华丰谷米埠单独使用，可以随时停泊卸货，不予干涉和检查。而其余的谷米埠，甚至和它业务相捋的东和洋行，亦无此特权，只能十几家共同使用另一个码头。

郭湛、王辉都是广东当地“捞家”（黑社会），广州沦陷投入日伪当了汉奸，王辉为汉奸任广州全市自警团总团长。郭湛、王辉借仗日寇的凶势，对于水上运输的工人，百般苛刻，受他们任意凌辱的运输人员，敢怒不敢言。

1942年年末旱情初现，广州发生抢购粮米的风潮，许多米铺的存米被购买一空。郭湛等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他和台湾人陈思齐勾结，借口解决广州米荒，通过日本特务机关的批准和协助，从台湾运来大米4000包。陈思齐是承办广州鸦片烟贩卖的“福民堂”的经理，日特务。这批谷米从台湾运到后，他们深恐一旦公开会遭到抢劫，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别存放于民房内，以便于囤积居奇。

计存放于维新路华南建筑公司堆房（现华侨中学附近）2000包，存放于仁济路和一德路民房各100包，以低价租金赁用民房，避开东堤仓库。

敌特务机关为了保护这批谷米，还派出汉奸密探在其附近把守。《广东迅报》记者郑广忠问郭湛：“何以大米不卖呢?不怕影响大局前途吗?”郭湛笑着说:“这些米即使全部卖出，如同在大碗里撒些胡椒，实在无济于事。人人每天都要吃饭，我们放了出去就再没有来路了。迟早都是要死人的，怎么会影响到大局呢？有了后路来源批一批捣动放出去，就有大利可图了。”

这400包大米后来卖出去获暴利达到原来购买价的200倍，其利润由郭湛、王辉、陈思齐和一班狗腿子共同分肥了。他们有了这些暴利，异常阔绰，整日花天酒地，到大三元酒家宴客时必以请帖邀记者郑广忠参加，郑广忠借此得知其大灾之年倒卖粮食的真实情节。

国民党政府表面上严禁偷运粮食“资敌”（即运粮进沦陷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在1942年就电请蒋介石实行粮食管制，不许粮食私自外运——但禁者自禁，运者自运，所谓禁止粮食外运不过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