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校舍被焚毁之后全体师生便自己动手修建校舍。行唐的民校小学以大量棚地窖子做教室，既不易烧毁，又节省工料。昌宛房模范教师高明远小学的校舍被敌人烧了四次，他和学生一齐动手盖了三次；另外许多学校桌凳被烧毁就用土坯垒成土桌、土凳或用土坯架上木板来念书，墙上的黑板坏了做小黑板在哪儿上课就挂在哪里。

没有墨和粉笔他们用煤烟子和黑豆汤做墨用白干子土做粉笔。在群众支持下师生自力更生解决教具。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

1942年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当时学校教育的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从做中学，学中做，那就是懂得实际生活、参加实际生活、并改造实际生活。”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边区小学把生产知识作为主要科目之一，通过自然常识和劳作课广泛而深入的传授生产知识，并且主张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劳动实践中加深认识自然界和生产的原理，懂得如何进行生产，如何制定生产计划，拨工互助，选种、浸种的方法，如何防除病虫害等知识。

算术课中计算儿童生产的成绩，练记工记账等，送粪时讲肥料的种类效用，耕地时为什么要把土翻松晒热。有些小学教师先向有经验的农民学习，再给儿童讲。有的小学请劳动英雄给儿童上生产课，还担任学校校长。

大生产时儿童团在休息时间唱歌

尤其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号召大生产，边区的儿童也组织起来积极开展工农业生产。参加工农业生产还解决了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双石头、双塘涧、秋林铺、黄塔等小学，组织了背煤担水拾柴推碾等互助小组，利用早晚时间解决了家中柴火等问题。双石头小学为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集了一万一千五百六的股本成立了生产合作社，把合作社的棉花供给学生纺捻线，现在纺线的共赚钱一万九千九百元。平均每人分得一千三百五十元；捻线的共赚钱七千一百一十三元，平均每人得二百零三元，解决了文具费的困难。”（12）

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就“造成了上学念书，须努力生产的局面，解决了不少贫苦学生的困难，仅纺线一项，半年积累2500元，行唐七完小生产收入87000余元。”“唐县车长店小学，在教员带领下，除帮助家庭生产外并能抽时做集体生产获利五千三百七十六元，粮食一百八斗，解决了大部分儿童特别是贫苦儿童的书、纸、文具问题。”（13）通过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解决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问题，确保了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一些家庭的生活状况。过去家长们都不愿送孩子读书认为战争年代读书没用然而经过大生产运动儿童爱从事生产劳动了而且还可帮助家里劳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家长们的观念。

他们有的说：“识了字还能学手艺，这可真是文武双全哩。”还有的说：“我家孩子还能从学校里赚回十几块钱来，真是稀罕。”家长们竟相传说着：“蜜蜂小能酿蜜的美言。”一方面生产增加了教育经费，更为重要的是打消了家长的顾虑，以往教育环境下学生嫌弃农村，急着逃向大城市，这样的教育更符合农村的实际需要。农民说：“这才是我们庄稼人的学校呢。”合作社的开展也促进了教育的普及。

边区合作英雄张瑞同志因为本村的合作社搞得好，他腾出几间房子当小学，自己教学生识字、打算盘，又聘请了一个老师教育学生。纺织合作社也促进了女童入学率，落后的婆婆们说：“丫头上学不比以前，那时光唱歌跳舞，现在识了许多字，还使劲做活，挣了许多钱。

因地制宜的教学

晋察冀边区在1944年10月2日发出《关于研究与试行民办公助小学的指示》，要求各区普遍试办“民办公助”的“民办小学(俗称民学)”。这里的“民办公助”，采取以工、以农养学的办法，指的是“群众自己出工、出力、出入办学，政府在政治上、业务上领导，为学校推荐与培训师资，在经费上适当补助”。

采取“民办公助”政策的原因：边区小学教育在1941年到1943年近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受到很大损失，小学数目大大压缩了，边区得到巩固之后，重新恢复发展了小学教育，学生增多，政府包办不起；边区的小学教育还存在着很多弊病，1942年整风使得各级干部深感教育与劳动、社会、生活、家庭进一步相结合的必要；大生产运动后，边区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农民迫切的需要改变子孙后代睁眼瞎的宿命。

儿童团查路条

边区实行民办公助后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办教师。龙华县古县村桑文义同志读过五年私塾，是村里的村干部，边区号召民办公助后成为小学校校长兼老师。村里赵老凤的儿子十三岁，因为他家穷，孩子没去上学。

桑文义同志每天趁赵老凤的儿子下地干活的时间教他几个常用的字，不久就学会开路条。一次赵老凤让桑文义开路条，桑文义说：“别找我，你家小人就会。”赵老凤说：“如果他能开路条，我就让他去你那里上四年学。”结果真开出来了，赵老凤将其儿子送到桑文义学校读书。

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家里开豆腐铺的，桑文义就教他记账，“x年x月x日卖豆腐xx块。”结果很快就能帮家里记账了，他的父亲说：“你好好念书别耽误功课，我多做一个晌，就把你的活做出来了。”村里三个富裕家庭非要让桑文义教《三字经》,他说：“没用。”他们说：“现在办学不是照老百姓的主意吗？”桑文义和他们解释了一下不听，教了两个多月，这三个人学的一个都用不上，同年级的孩子都学会开路条了，那三个孩子还不会，三个家长才转变：“可不要教那旧书了，写文契、记账、开路条都不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