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皮总有吹爆的时候，1941年10月16——20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讲话中说：“现在敌人要打我们那一点，他就打我们那一点；他要占领我们长沙，就可占领我们长沙。他要几时进来，他要几时撤退，皆可大喊大叫的用广播先来通告我们，而且他一定能照他预定的时间，丝毫不爽的实施做到。各位将领：这是何等耻辱的事呀！……並且我在廿五、六日最后几天，还和薛长官电话说过：如果到不得已的時候，一定要准备和敌军在长沙城内巷战。但你们这次除在捞刀河方面，曾与敌人一度作战以外，长沙东南面的工事可说完全没有，就连城墙工事也一点都没有，不只是城内核心工事没有设备，而且连城郊附近的复廓的工事也没有。”

“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沒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²⁰

国军失败的原因军事上犯了兵家大忌——轻敌，从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的两年时间薛岳一方面加强阵地工事构筑，认为经过两年时间修建的工事还是比较牢固的；一方面给部队补充兵员、武器使参战兵团有比较完备的战斗力。

同时薛岳对于新成立的第六战区陈诚划去第九战区一部分力量不满，希望在军事上的胜利为自己加分，又犯了冒进的错误，没有执行蒋介石给其制定的方案。9月20日，蒋介石给他下达的作战方案是在新墙河、汨罗江利用既有阵地节节抵抗，主力包材外翼，寻找机会攻击日军侧后，同时令第三、五、六战区向本战区日军发起攻击以减轻第九战区压力。而薛岳为了自己的地位急于在军事上取得战功，提前发起决战，这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失利的非常重要的军事上的原因。

日军围攻大云山使得杨森判断失误将防守新墙河阵地的第4军主力和第58军两个师调动起来防守大云山，中了日军调虎离山之计。新墙河一线防务空虚，27集团军主力被吸引到新墙河北岸，致使日军渡河后，如入无人之境。日军18日早晨渡河，19日晚其先头部队度过汨水，两天行程40公里（这是打仗不是散步）。策应作战不力，尤其是攻击宜昌发起时间过晚；情报失灵，日军在岳阳大规模调动兵力，第九战区竟一无所知。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就不详细叙述了。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国军失利最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不良。《第二次长沙会战二十七集团军作战经过概要报告书》总司令杨森报告：“名为一军一师，其实作战末终伤亡者不过十分之一、二，溃散逃亡者十分之五、六，在战场作战者亦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²¹逃亡的比战斗伤亡的还要大，国军也算开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果说杂牌军如此，国民党正规军也一样，如欧震指挥的第4军北伐时被誉为铁军，是薛岳的嫡系部队，武器装备、军饷优于一般杂牌军。时任第4军59师的政治部主任唐连，向何应钦报告第59师、第4军作战时情景时说：各级指挥官判断失误等等。和杨森报告说的一样，“每师编制12000人，而真能加入前线对敌作战者，每每不超过4000左右。”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日记也可以佐证，1941年11月23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参加作战者有三十五个师，及其他之数个团，阵亡官兵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负伤官兵三万六千八百八十六，失踪士兵一万〇三百〇三。”²²

第九战区在其《第九战区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敌我优劣及所得经验教训的报告》中说：“中下级军官尚有不能确实掌握部队者。”“训练强度不足，一般不知疏散，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损失，且缺乏韧强性。”“不知爱惜武器，伤亡者之枪械多任意遗弃。”训练不足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徐永昌概括性地指出国军将领“吃空额”的情形：兵额永远七、八成以下，粮饷、服装永远要十成。

1940年8月12日：“午后会报，陈辞修新由巴东归，报告如下：……抗战情绪很低，每师最少缺三千额。”根本不给国军士兵发军饷，郭汝瑰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接戴季韬的班），上报的编制为7000人，实际有3000余人。戴季韬将多余的服装、粮食等等全部拿来出卖-中饱私囊。一个士兵每月配四十几斤米，多报四千多人，每个月单大米就能领一万六千多斤。郭汝瑰将戴季韬留下的大米变卖后给士兵发军饷，士兵感动的涕泪俱下，这是他们当兵后第一次领到军饷。

孙子兵法云：“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第九战区高级参谋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前视察湘北一线阵地后向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报告说：“谍报工作为部队之耳目，各部队尚有不知注意，甚至将谍报费扣而不发者，应请令注意，敌前敌后均应加派谍报人员常行行动，以期情况明了。”连谍报费都贪，可说腐败到了极点。

第一次长沙会战虽然是败仗，逃亡的国军士兵亦有扰民、盗窃的现象出现，但到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奸淫掳掠全都干了，种种做法令人发指。杨森报告中还提到：“各部溃散官兵，普遍奸掳烧杀，甚至部队前进转进中，在部队长官率领下，亦有之，较之上海抗战一役溃散蔓延数百里，有过之无不及。盖当时仅溃散，尚无此普遍奸掳烧杀也。”抗日不足、扰民有余，失去人民的支持，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打胜仗？现在可以回答，为什么蒋纬国先生在其书中不敢采信国军上报的敌我伤亡数字。

蒋纬国先生之所以不敢采信国军战报中敌我伤亡数字的真实原因，对于国军自己的伤亡，国军将领往往在战后增加己方的伤亡补充其吃空饷的部分。国民党正规军在战役发起前兵力还是足的，随便抓几个壮丁补充部队空额，临时抓的壮丁连枪都不会开，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对于国军战报中日军的伤亡数字，蒋纬国先生说：“除卤获品及俘虏有实际证明，数字较可靠外。至于日军之伤亡，实难稽穷。若依此项战报，作为日军战力消耗之判断，往往低估日军战力而影响作战指导。第九战区统计各部部队战报数字，为日军伤亡33600人，若以此判断日军兵力比较（110000人），即日军已近伤亡近三分之一。”23正常情况下军队伤亡三分之一，就已经失去战斗力了，所以蒋纬国先生不敢采信国军战报。

对于国军如：吃空饷、奸淫掳掠等等种种问题，蒋委员长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之道呢？正因为有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惨败，国民党第九战区薛岳等将领吸取经验、教训积极改进才有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小胜，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同盟国对于日军的首胜，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本文资料选择1、3、17《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 译稿 长沙作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中华书局1980版 第2页、4页、103页、127-128  2、4、11《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 译稿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第2卷第2册145页、145-148页、151页 5、6、8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 第三部 抗日御侮》。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 第六卷 172页、225页、215页7《徐永昌日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版第五卷169页9贺执圭《记第一次长沙会战》《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版 111～112页10赵子立、王光伦《回忆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政治军事编》第4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年出版546页12《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出版 369页 13《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 译稿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158页14、16、21《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2页、1114页、1107页 15《华北治安战》上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版339-340页 18、23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 第三部 抗日御侮》。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七卷204页、202页 19《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湖南省档案馆编辑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2卷67页20《对于长沙会战之讲评与战略战术之训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出版出版卷十八324页、352页22《徐永昌日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版第六卷268-269页 这里感谢蒋老师、老田老师无私的为我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