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国派遣军成立后，日寇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对阎锡山的和平工作起名为“伯工作”，利用阎锡山的侄子拉拢阎锡山。日寇判断：“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的怀柔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很大。”日本陆军省、兴亚院、及中国派遣军总部责成华北方面军第一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参谋长花谷正少将，“灵活运用他们丰富的对华谋略经验，以极大热情努力推动工作。”目标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崩溃的缺口。”⁹

阎锡山对其心腹赵承绶说：“抗日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青年干部左倾的去延安，右倾的去重庆升官发财。”这段话表明了阎锡山的处境，日寇此时提出归还阎锡山和其属下财产房屋“诱和”，双方你来我往。终于在1942年4月6日，在吉县的安平村举行会谈，除阎锡山外，阎方代表有：赵承绶、王靖国、关绍之、梁延武、刘迪吉。日方：山西派遣军司令岩松义雄、参谋茂川、松井等五人，还有伪职人员苏体仁等。

阎锡山首先声明：一、亚洲同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日本是盟主等等……岩松义雄以胜利者的姿态说：“你应该看清楚现在的形势，大东亚圣战日本已有必胜的把握。二、你发表声明通电，脱离蒋介石政府，加入大东亚共荣圈。三、日本已经准备好相应的武器弹药、物资和现金。你如能马上表明态度，立即交付联银币300万，步枪1000枝。”阎锡山以“还需再加考虑”等理由推脱。

岩松义雄大怒：“珍珠港一战美国都被打垮，更何况蒋介石！你和日本合作正是时候，你不要再有所观望。走，我们马上回太原去！”一边说一边拉着阎锡山的衣袖，这会没法开了，在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的建议下休会。

阎锡山上厕所的时候，底下人告诉他日本人的骡马开过来，阎锡山以为是炮兵——其实是日寇交付阎锡山的步枪和几百万伪钞，其顺着事先修好的小路逃走。日寇大骂阎锡山无礼，声称必须要给他惩罚，愤愤而去。

后来将阎锡山与岩松义雄握手的照片用飞机广为散发，企图煽动蒋介石讨伐阎锡山。日军又在山西广泛张贴布告“宣布断绝与阎锡山的友好关系”，派兵向阎驻汾南第三十四军猛攻。阎锡山连忙给岩松义雄写信，“千万不要把同情你们的敌人当做敌人。”岩松义雄怕把阎锡山逼得太急不利于诱降，撤兵了事。

整个抗战期间阎锡山始终与日寇勾勾搭搭，但一直没正式投降，这一方面源于其军阀本性坚持“三个鸡蛋跳舞”保存实力，一方面也有中共对其连拉再打有关。

土八路驻山西代表王世英得知阎锡山与日寇的和平运动后，明确表明态度“我们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到底，谁投降我们就打谁。”总之阎锡山抗战期间没有公开与日寇签订“和平条约”，这点比汪精卫还是强了许多。

1939年8月日寇派出曾在桂系李、白和龙云手下任职的中国要人做他们的“和平”工作。其于8月28日、29日与龙云谈了五个小时，另外同白崇禧谈了五次，同李宗仁面谈两次。9月初将三位将军的态度交于中国派遣军总部。

大意是：三位将军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回答还是极为风趣的：由于日本不能再打下去，所以用甜言蜜语引诱人。但从事实表现来看，始终是要吞并中国。如近卫前首相在去年的声明就可证明，意思就是吞并……如果真正希望停战，必须恢复战区一切状态。日本穷困的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抛弃仇恨，恢复友好才是谋求自救的方法，以友谊的援助作为停止战争的条件那是不可能的。¹⁰不得不说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将军比阎锡山强太多，但是还是不如中共坚决，中共始终坚持“打到鸭绿江边”。

武汉会战后日寇的方法

第一阶段的日蒋“和平运动”始终是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的，1939年武汉会战之后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费开支37年是327000000日元；38年5960000000日元；39年6160000000日元；40年6810000000日元，占岁出的70%以上。¹¹1938年日本原有的388吨黄金储备只剩下25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将六亿八千万日元（全年八亿六千万）的黄金送到美国。¹²

没有黄金作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不可能卖给你制造武器的原材料的。1937年10月到1938年3月日本进行了第一次“中国事变军需动员”。除了原有的军需工厂外还动用了3800家民营工厂，民营工厂的利用率达到平时的2.5倍，但是仍然达不到要求，轻型装甲车完成了43%，坦克完成66%，飞机完成66%，武器弹药完成60—70%。

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更大的问题是人员不足，日本在1937年扩编了7个师，38年又扩编了10个师。日本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1938年8月1日，侵华日军中的现役兵仅占11.%，预备役兵占20.9%，后备役占45.2%，补充役兵占20.9%。¹³

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现实促使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把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战场的“治安”作战。

日本侵略集团中的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把蒋介石排除在“和平工作”之外实为失策，因为汪精卫影响太小，号召力太弱，“即使把蒋介石推翻了，这一潮流还将继续向前”，“从中得利的只有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武装得最好的中国共产党。”

当时负责策动汪精卫投降的今井武夫说：“从本质上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才是最终目标。”与今井武夫有相似观点的还有参谋本部二科战争指导班的秩父宫雍仁中佐与挖堀场中佐、第七科的铃木卓尔中佐、第八科的武田功中佐、陆军省军事科的西浦进中佐和军务科的永开八津次中佐。

这些人通过讨论得出的结果是：要解决陷入泥潭的事变，“不管你愿不愿意，非得和重庆直接谈判不可”。堀场中佐所在的战争指导班，在陆军中从开始就一贯持有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就解决不了事实的见解。

例如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反对近卫内阁；1938年秩父宫曾向天皇申述：应“以蒋介石为对手，立即无条件停战”。再如，堀场对汪派有看法。1939年6月堀场和今井武夫同乘一辆车，今井告知汪要到日本来，堀场对此很有意见，认为为时尚早，对建立汪政权持批评态度。所以，他起草的文件中，总是指出汪派缺乏武力和财力，将招致新、旧政府的长期对抗，这和外务省以及海军方面追随政府高唱日华和平、决心建立新中央政府，主张迅速建立政权是极不协调的。

在1939年9月15日日军参谋本部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为题起草的文件写有：“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合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

10月30日，省部的有关科长以下人员一致同意了上述名称的文件。于是，把汪工作和重庆工作同时并进，力争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或不得已时在建立后，使日军和重庆军达成停战，并指导汪、蒋合流。这就是巧妙的指导这两项工作向停战、汪蒋合流、全面“和平”方向发展。¹⁴于是，得出了“我们必须做的，是挽救并设法利用蒋”的结语。

国际上1938年12月24日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会发表声明：“自武汉失陷”，“日本无力继续作战，故亟盼和平。英国有劝降中国议和之可能，美国大致支持英国之主张。”美、英希望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寇不侵犯其利益。

面对日寇伸出的“和平”意愿，蒋介石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的会议上声称，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这个“底”按蒋介石的解释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据美联社纽约官员电称，胡适大使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讲说：“中国自广州汉口陷落后，曾向日本作非正式之合议建议，但因日方所提条件，在中国刁难接受，故决计继续抗战。”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

1939年1月到11月，国民党军再山东、河北、河南、湖北等地杀害中共党政军1600余人。39年12月3日阎锡山的晋绥军进攻驻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制造“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

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对于这一切毛泽东洞若观火，毛泽东说：“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

武汉会战后日蒋双方“和平”运动各路人马纷纷出动，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有蒋介石好友浙江财阀钱永铭与日本外相之间的“钱永铭工作”；贾存德又为孔祥熙搭上汪伪政府实业部部长王子惠这条线（王后辞去实业部部长专门奔波于中日之间，为了“中日和平”可谓不辞辛苦）。

盛异颐时任行政院院长宫邸秘书处第六组负责人,负责代表孔祥熙与沪、港秘密谈判人员联系，其本人亦亲自去香港与日方进行过秘密谈判；北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罗斯福总统是同学，其利用其身份来往于日蒋两边试图调解“中日和平”，司徒雷登这条线因为其没有罗斯福的授权而失败；“钱永铭工作”因为日本特殊的政治体制决定军方决定权大于政府决定权而失败；王子惠这条线与“桐工作计划”同时进行。

所有这些“和平”运动中唯有“桐计划”日蒋双方最为接近，“和平”只在一线之间。日蒋“和平”最为接近的“桐工作计划”的大幕拉开了。

尾注

1《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作者刘斐《文史资料第12辑》中央文史出版社出版第6页；

2《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作者宋希濂《文史资料第12辑》中央文史出版社出版第19页；

3《孔祥熙与日寇勾结活动的片段》作者贾存德《文史资料第29辑》71页；

4《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陶葊《文史资料第35辑》中央文史出版社出版222页；《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作者唐生明《文史资料40辑》17页；

6《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第二卷 张蓬生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276-277页；

7《抗战时期阎锡山和日寇的勾结》作者南桂馨 赵承绶《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21页；

8《冈村宁次回忆录》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会译 中华书局1981年版出版97页；

9《华北治安战》第一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辑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翻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21页；

10《大本营陆军本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辑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506页；

11《日本经济史》守屋典郎著 周锡卿译三联出版社1963年版336页；

12《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一册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122、102页；

13《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三册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149页；

14《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一册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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