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12日晚，英、美、法三国大使一同会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劝告及时对日“媾和”。

英大使说：“目前英法要以全力挫败德国的野心，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使中国灭亡，所以再三劝告中国采取对日和平方针。日本方面在英法美的监视下也不会提出过苛的要求。……对中国方面来说，也会使巨大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如果加紧建设不能恢复到战前状态。愿蒋委员长和诸贤达再次考虑。”

法大使说：“上次本人奉本国政府之命，会同英大使劝告贵国与日本媾和但未见成效，以后本人也一再表示愿意贵国和平能早日实现，问题只在于条件。现在法国面临欧洲危急，在不得已时为了维持法属印支的安宁，停止滇越铁路的运输也未可知。若走其他路线则代价太大。……”

美国大使说：“我代表本国政府向贵国进行忠诚的劝告，即日停止战争，在英美法三国援助下和日本进行谈判。如果能很快达成停战协议，中国因有英美法的帮助，日本绝对不会提出过苛的和不合理的条件和要求。愿中国政府加以考虑。”⁷

威逼利诱兼而有之。蒋介石对于日寇看的还是很明白的，蒋介石说：上述英美法三国的劝告是不可能实现的，反复提出要和平日本必须先撤兵，加以拒绝。看的明白也和土共有本质的区别，以毛泽东为首的土共始终坚持抗战是“打到鸭绿江边”，而蒋介石的底线是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状态”。

化名宋子良的军统特务曾广（《今井武夫回忆录》）

“桐计划”

1939年12月中旬，铃木桌尔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斡旋，提出与宋子良见面。宋子文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财政部长，当时未参加重庆政权住在香港。宋子良以需要其兄宋子文的同意为理由，予以拒绝。12.27日夜铃木桌尔和宋子良会面，这次是宋子良主动要求而进行会谈的。铃木认为大概是反映了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宋子良曾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当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经营香港至重庆及香港至河内的航运业务。会见时宋子良表示了如下要点：

一、重庆政府继续抗战的真意（摘要）

1、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

2、对日本所说的尊重中国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

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行会谈的态度。

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摘要）

1、日本若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会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政府之前协商。

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进行调停。

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提出撤兵保证。

4、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的抗日活动。

5、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

三、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照录原文）

1、日本是否想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若想重新考虑，那么用什么办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此点？

2、日本对华态度果真是采取中日提携的话。那么在能够达到此目的之前。是否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局面。

3、日本政府有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有能不能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的亲展函件，因为公开进行会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害。你方的《近卫声明》就是因已公开，以至使蒋介石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⁸

今井武夫1月17日到南京将详细情况向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照汇报。29日在东京向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陆军大臣畑俊六汇报。同参谋总部和陆军省协商后，决定同意蒋方提出的召开圆桌预备会议的方案。2.21日由参谋次长向天皇禀奏。大本营派第八科长臼井茂树大佐，中国派遣军派今井武夫和铃木桌尔三人为此次会谈代表，命名为“桐工作”。

从左至右为周隆庠、高宗武、梅思平、今井武夫

1940年2月14今井武夫与铃木桌尔中佐，中方宋子良、张治平在香港台湾拓殖公司东肥洋行会客厅见面。宋说：“日华两国政府在正式和平会谈前，希望在二月底首先在香港举行两国私人名义代表各三名的圆桌会议，对和平条件进行商讨。”并称：“重庆政府对此次秘密讨论寄语莫大的期望，所以命其代表都携带着委任状。另外宋美龄也准备来香港，从侧面给予援助。”蒋方在会议期间除了有无线电联络，还设有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来香港和重庆之间，可以在次日的会议前就接收到政府中枢部门的指示。蒋方谈判代表向日方夸耀和在重庆开会没有什么两样。

3.7日后，每晚从9点到深夜，在香港日东肥洋行二楼举行日华预备会谈。日方参加人员有：今井武夫大佐、铃木桌尔中佐、臼井茂树大佐，出示了陆军大臣烟俊六的证明书。蒋方派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及前驻德大使馆参事，现任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的章友三为委员，侍从处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委员，张治平为联络员，陈超霖、章友三出示了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确认身份后双方开始讨论。

蒋方首先发言，陈超霖说：“蒋介石特别指示注意这三件事：一、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三、会谈要在秘密中进行。”会议争论中心议题是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军问题，汪政府的处理问题，结果没有结论。关于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蒋方最初主张日华两国共同保护，但日本方面反对。经向重庆方面请示，改为避开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在政治上即使对坚持收复失地的中共不加介意，但会因国民党内部东北系和西北系的坚决反对，而引起党的分裂，可能造成国内大乱。国府知道一旦承认“满洲国”独立他的政权就没有合法性了，便有垮台之忧。

谈判中蒋方竟然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满洲国的独立，在中国看来，好像一个不贞之妻投奔到奸夫哪里去。逼迫中国承认满洲国，等于逼迫本夫承认奸夫和她两人结婚。本夫即已默认，不持异议，即使不出一个同意结婚的证明文件，但随着时日的推移不就自然解决了吗？作为蒋方“精英”谈判代表竟能做出如此无耻的比喻，这个政权真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关于驻兵问题，蒋方承认把内蒙作为特殊区，但反对华北驻军，说这个问题可在恢复和平后再行协商。关于汪兆铭问题，因为中国国内反汪气氛极为强烈，现在实在不能和其合流，但由于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场，将考虑作为国内问题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