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落后、封建迷信盛行。在北岳区五台一个村庄里，“人们过着农奴生活，一村有一个识字的人，便像是有了一位圣人。”冀中平原地区，文盲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0％左右：冀西山区，学校就更少，许多村庄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即使为当时受教育程度较为发达的京汉铁路沿线，儿童入学所占的比例仅仅有30％，其它地区则远远低于这个水平，连20％也不能达到，大部分群众文化程度很低。

同时政府的权力不能深入基层加以引导导致封建迷信盛行。闹蝗灾不去灭蝗、抢收，说惹了蝗仙；旱灾说是惹怒了河神请巫婆、神汉烧香拜神，结果反倒加重了灾荒，经济也就更拮据。

  改造懒汉、懒婆

解放战争土改农民成立农会

减租减息。1938年2月9日出台《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条例规定：“二、地主土地收入，不论租佃伴种，一律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二、地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即百分之十）……”⑹

据1940年6月，不完全统计晋察冀四个专区减息数达三十二万六百余元。只在二、五专区减租额即达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余石。减息抽回了被地主高利贷夺走的六万四千九百余亩土地。⑺

1938年2月21日出台《晋察冀边区垦荒单行条例》，鼓励农民垦荒从法律上保证垦荒者“无租垦种”的土地所有权。前文提到的晋察冀劳动英雄胡顺义十石租子减成三石一斗五，开了三十亩荒地，一年打粮食二十一石。山菜各六千斤。还养了二十只羊、五头牛、两头驴、二十只鸡。组建农会，发动农民向地主做斗争、倒苦水，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但是减租减息的过程中也出现地主、富农负担过重的现象，这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王莆、洪麟国、陈宇寰舍身为国的；也有卖国投靠日寇作威作福的；也有拉一拉就到抗日这边来的，推一推跑到日寇那边也不在少数。

边区减租、减息触动了地主利益，行唐南伏流大地主1941年日寇扫荡主动组织维持会，并当了会长，结果日寇将其女儿、儿媳全部强奸，现实使其惊醒掉头抗日，这样的地主在边区不在少数。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统累税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累进税乃是应向我区内一切人民征收的税则。特别是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虽然捐税应由富者比较多负担一些，但要富有者完全担负或负担过重，这亦是不好的。”⑻

1941年春，晋察冀边区普遍实行的统一累进税，是财税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统一累进税的征收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废除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彻底杜绝了日伪的随意摊派和到处掠夺，又将1940年以前边区征收的田赋、公粮、营业税、烟酒税、牌照税、印花税等6种税收，统一为财产税和收入税。

以钱、粮、秣三种形式统一交纳，一次征收。彻底废除了旧社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整顿了边区的财政税收制度，实行了区以上各级政府和军政部门开支，均由边区政府统筹统支；充分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一累进税根据财产和收入多寡，规定了不同的累进率和纳税最高限额，贫农纳税只占全年总收入的7%左右，也减轻了地主、富农的纳税负担。富农的纳税负担的比例，一般不超过25%；根据广大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现实，规定收入凡在“免税点”以上者，不论自耕农还是佃农均应纳税。纳税面由以往的不足50%，扩大到80%。

统一累进税规定了免征私人工商业资产税，免征家庭副业、私人畜养业的资产税和所得税；新开荒地不征税；药材、铁、农具、火柴、盐等生产免税；但是地主转让土地、出租土地征收资产税，通过税收调节让地主把资金转向商业和工业上去，同时边区银行给予农业生产发放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减少封建地租剥削。

阜平地主孙乐山曾当过东北军军、师、旅、的处长，青岛水上警务所警官，减租前全家收租三十一石，减租后收二十二石。1943年收回三亩地自耕，在劳动英雄胡顺义帮助下劳动，同时将三万多资金投入到皮革厂和合作社。当选为阜平县议员，晋察冀边区参议员。

由于数年的努力以北岳区三十九个村为例：抗战前雇农占总户数的7.06%，到1942年减少到3.23%。另外据三十二个村调查，在254个雇农中，上升的149人，占58.6%，其中92人上升为贫农，51人上升为中农，三人升为富农，转营工商业的3人。贫农抗战前占40.47%,1942年为37.72%。

减租后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占18.66%，上升为富农的占0.24%，下降或转化的有3.54%，其余的仍为贫农，但因为统累税的实行，负担较小，生活仍有上升。中农抗战前占35.42%，到1942年占44.31%；上升到富农的占1.67%；富农抗战前占8.45%，到1941年变为7.78%，1942年上升到7.88%。

这一切都是在极为残酷的战争情况下进行的，土八路的到来减少了最穷的，减轻封建地租剥削，用经济的办法让地主把资金转移到工商业。毛泽东说：“对于地主阶级是要打倒的，对于个人是要保留的。”

二、普及教育，树立劳动英雄的形象带动广大群众。边区政府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提高了农民教育程度，破除封建迷信对农民的毒害（关于教育在拙作晋察冀边区货币战和晋察冀妇女解放都有涉及就不多说了）。曲阳母子俩，母亲靠当巫婆养活儿子。八路普及教育，儿子在小学校接受教育批评母亲搞封建迷信；同时在村干部帮助下母亲认识到错误，自己现身说法揭穿自己骗人的把戏。

村干部又积极组织母亲参加纺织合作社让其能自食其力。封建地主阶级用唯心论宿命论麻痹农民的意识，农民认为自己是“天生的穷命”，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也穷，索性破罐破摔懒下去。土共通过教育让农民意识到：贫困不是源于“命”而是源于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改变农民听天由命的心里，“我也有一双手，劳动起来样样有。”李公朴从晋察冀边区考察后说，“晋察冀的人民，由于教育工作普遍深入艰苦的进行，已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抗战，而且还认识了他们自己，了解了自己的力量。”

树立劳动英雄胡顺义、发明英雄刘青云（女）、合作英雄张瑞、一天收割六亩地的妇女被成为收割英雄，这些都是平素被蔑视的人如今在边区称为英雄，一扫封建社会只有帝王将相才能是英雄的惯例，给农民树立只要我努力劳动我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劳动英雄胡顺义1944年参加边区劳动英雄大会遇到了被卖到山西的女儿，原来他的女儿也成为劳动英雄）。面对日寇残酷的烧杀抢掠和自然灾害频发，个体是没有力量抵抗的，必须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的民众才是抗日的铜墙铁壁，一盘散沙的农民是没有任何作为的。

组织起来

毛泽东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土八路到边区之前边区农民就有在农忙的时候互相帮工的习惯，俗称拔工队或包工队。比如张三家缺少劳动力、李四家有劳动力但是缺少劳动工具，张三借给李四工具，李四帮张三干活，彼此不收任何费用。面对日寇的侵略，一切活动必须更有效率：“天下武功皆可破，唯快不破。”

由于频繁的反扫荡，从事各种劳动的时间被迫缩短，只能通过劳动协作、劳动互助改变。据统计开展劳动互助好的地区，劳动效率一般能提高30%—50%，甚至还有提高一倍的。而懒汉、懒婆把村里救济给他们的种子吃了、日上三竿还不起床。这就需要基层干部的努力了，“三勤加一懒，想懒懒不得。”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