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主持人：国内外高度关注二十届三中全会。张老师您刚才在演讲当中引用了一些外媒观察的视角，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放在经济上，比如说像新质生产力等等。

张维为：我觉得这也是比较自然的，回望过去45年，我们三中全会确实侧重经济的比较多。我看了外部世界的许多报道，一种还是充满偏见的，跳不出原来的框框，包括我演讲中提到的唱衰中国经济；另外也有一些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报道，有些也比较深入。

比方说新质生产力，它涉及到生产者、生产资料、生产对象、生产关系等，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来看的。生产者或说劳动者，涉及劳动力的素质，看有没有工程师、科学家、产业工人等；生产对象，涉及如何整合和运用大数据等；生产资料，包括你的电力配备怎么样、其它的配备怎么样等等，还有对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它们需要做出什么调整。这样来看的话，你就读得懂中国模式了，它有丰富的内容，它是很精彩的东西。

工人在流水线上装配发动机新华社

范勇鹏：新质生产力是最近外媒关注三中全会很重要的一个点。从大的方面讲，现在世界对三中全会的关注，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在过去这些年，从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到俄乌冲突、巴以矛盾激化，以及相关事件对全球航运带来的影响，全球经济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从世界角度来讲，很多人太需要有这样一种积极的信号，所以很多人确实是希望从中国的三中全会里边感受到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判断。

谈到新质生产力，确实还有一个角度，就是现在很多国家从中国经济里边看到了一种新的思想解放。我这些年越来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事情我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个没有想到、没有见到的新东西。所以新质生产力就是代表这样一个方向。比如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库恩基金会的主席罗伯特·库恩就说了，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新质生产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给世界提供了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方向、新的信心。

主持人：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一句话，以往三中全会比较侧重于经济方面，可能外媒的关注点放在经济的比较多。此外，我们这一次三中全会，包括《公报》当中的内容也提到“六个坚持”，当中有一个坚持就叫“坚持系统观念”——这句话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也有。“系统”这个概念，在当下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张维为：实际上从党的二十大开始，系统、体系、制度改革等表述提得越来越多。我记得当时总书记谈“以人民为中心”的时候，就提到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这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全会提到“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有一整套做法，现在要进一步完善，进一步系统化、体制化。还有财税系统的改革，中央的税、地方的税，比例怎么分配，这又是一个系统，它必须整体推进。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落实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上。

范勇鹏：对，这个“系统观念”，它是我们中国发展的自身逻辑的一个必然产物，也是一个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前一个阶段的任务相对单一，矛盾也相对简单——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各方面都获得发展，同时也出现很多新的问题，之间的关联就变得更加重要。

宏观性已经在提升，我们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宏观驾驭这样一个改革的进程，也就是说我们要跃升到一个更宏大的层次上来关注改革目标。比如说，党的十八大就提出“治理体系现代化”，到党的十九大，我们就把“全面小康”、“中国梦”、“伟大复兴”等这些大的目标摆出来，它从方法上就必然要求我们要采取一种系统的观念。

主持人：总书记说“两个结合”，其中一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系统观念就非常好地体现了这个“结合”，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反映，也跟我们一直以来在各方面的具体实践紧密关联。

张维为：从改革开放进程来说，过去我们常说“搞活经济”，简单讲，就是把人口从劳动效率低的农村转到效率高的城市；但现在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农民进城之后，他们的孩子也在城市，有了从托儿所到中小学教育的需求等，另外，他们农村土地、宅基地怎么办？所以这次提出了“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这又是一个系统。

农民在贵州省龙里县湾滩河镇金批村稻田里收获稻谷新华社

主持人：对，所以我觉得，对系统观念的坚持，对我们个人来说，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全局视野，有了一个更开阔的格局。另外这次大家也非常关注一些新的提法，比如“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张维为：我觉得这个提法挺重要，而且我看《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这两家西方影响力最大的媒体都报道了，它们很敏感地抓到这一点。它们当然有它们的偏见，认为中国要影响全世界了。

中国这么大一个板块，全球治理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如消除贫困，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做得最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到中国之后，发现中国的扶贫经验总有一款适合他们。最近我就看到报道，湖南对非洲的合作非常多，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到很多轻型农机、重型农机等工业领域都有与非洲的合作。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环境都不一样，来自全球南方不同国家的人都能找到对他们有启发的东西。总书记这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大会上也讲到，建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很多经验我们可以和南方国家分享。比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也做得比较好，像电动汽车、电池、电机、整车这些方面的标准怎么和“双碳减排”标准结合在一起，中国可以提出很多建议，这也会影响全球治理。

范勇鹏：对，确实有这样一种需求，而且现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需求很大。因为过去这些年，全球治理毫无疑问出了很多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治理体系，首先得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公正的体系。但是你看过去这些年的世界贸易体系，很多国家在搞“小院高墙”，特别是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实际上破坏了全球的贸易体系。在全球安全架构上，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西方人在抱团搞“新冷战”思维，实际上也破坏了这个世界的治理体系。

世界确实需要这样一个方案，而且我们中国确实呈现出了提供方案的能力。比如沙特和伊朗的和解，比如巴勒斯坦问题，我们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引领未来的全球治理”，其实背后也有我们这样一个系统观念的优势。因为全球问题一定是个系统问题，从任何单一的角度都是解决不了的，而我们中国人从一开始解决这些问题，都是抱着一种全局的、整体的思维。比如我们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有一个宏观的框架，能够在里边有机地解决各种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能够为世界作出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主持人：其实不管是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精彩实践。全会也说顶层设计要和具体的探索实践相结合，其实就是各地的这些智慧也要进行一个汇聚，跟顶层设计进行互动。您刚才说到美国西方搞“小院高墙”，其实就是不开放。而这次全会鲜明地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这句话是落地有声的。总书记一直说，我们在发展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用开放来解决。

张维为：我举个反例，美国现在是“非开放”、“非系统”。我看到美国的一个智库不久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制裁华为，结果发觉制裁不下去了，因为美国立法部门通过的法律不光是禁止华为产品，也禁止美国采购其它购买华为产品的外国公司的产品，如瑞典的、德国公司的产品，这就难办了，因为华为已经无处不在了。

美国没有系统的观点。对新疆棉也是如此，他们制裁新疆棉，结果发觉他们生产的火药和炮弹需要硝化棉，而这些也是需要新疆棉才能生产出来的。

范勇鹏：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在讲开放，但是不同时期讲开放，我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开放，我觉得里边更多了一些自主性。现在是一种真正的、健康的、互动的开放，我们继续向世界打开大门，同时世界可以从我们身上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包括新能源等新产业，以及很多科技方面的成果。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开放”这个概念，已经不仅仅对中国本身具有意义，中国的开放也成了世界和平的“压舱石”和世界发展的重要保障。

主持人：我觉得范老师刚才这段话很有道理。以往咱们一说开放，好像就是“大门打开，我走出去”，其实现在这个开放里头有很强的双向意义。

张维为：邓小平最初提出改革开放，他是总结历史教训，我们过去闭关自锁，弄得信息不通，不了解外边世界发生了什么。回头看，如果我们当时了解欧洲已经发生了工业革命的话，中国人有学习别人长处的传统，我们会想办法赶上去的，不会错过工业革命的。

另外，邓小平一直认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经得起国际比较的国家。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去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他觉得那些国家原来跟我们的差距不大，甚至不如我们，结果比我们发达了，所以他很着急。这也是推动开放的一个主要动力。现在我们更加自信了，中国已经经得起全方位的国际比较了。我们现在是双向开放，特别欢迎你们来；你们越封锁，我们越开放。

主持人：其实“开放”这个理念对每个老百姓来说都已经深植于心了，大家都完全知道开放的力量在哪里，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不开放是对的，都觉得开放是对的。所以这些年大家也一直在讲“制度型开放”。比如自贸区，我们前段时间去新疆的喀什地区做节目，交流的时候，当地的同志就一直在讲自贸区的作用，这个就是对“制度型开放”的一种先行先试的探索，后面可以在各个地方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