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角：从中国今天许多领先西方的现代化成就出发，揭示这些成功与中国政治制度的联系，能使中国故事更具说服力、传播力和感染力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大事。尽管西方主流媒体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还在竭力诋毁中国，但纸毕竟包不住火，无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今天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商品、中国的游客、中国的投资几乎无处不在。

同样，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许多外国人被中国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所触动，被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所震撼。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方面已经明显领先西方，“一部手机，全部搞定”，只有中国才真正实现了。

从中国今天许多领先西方的现代化成就出发，揭示这些成功与中国政治制度的联系，能使中国故事更具说服力、传播力和感染力，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效果特别好，年轻人几乎天然地追求新事物，而最新的事物在中国井喷式地涌现，揭示和阐述这一切背后的政治原因，往往能够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西方国家把互联网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以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名义，实现对别国的“政权更迭”，结果造成了“阿拉伯之春”和随之而来的“阿拉伯之冬”以及欧洲难民危机，难民危机又加深了欧洲内部的各种矛盾和民粹主义，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某种意义上，新社交媒体已开始颠覆西方自己的政治生态，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都是很好的例子。

与此相反，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总方针是民本主义导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新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只要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我们都不拒绝”。

让人民享受到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各种便利，是中国新时代互联网治理的一条重要理念和经验，正是在这种民本主义模式指导下，中国的电子商务获得了飞速发展：十年前中国电商交易额还不到全球总额的1%，如今占比已超40%，已超英、美、日、法、德五国总和。早在2018年中国的移动支付已是美国的90倍。

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深入，随着每年上亿人次走出国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开始了解中国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往往最能打动外国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和中国年轻人一样，是拥抱互联网的一代，他们比老一代更开放，更愿意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

以高铁、5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成就，对外部世界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我们通过研究，把这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背后的政治道理讲清楚讲透彻，无疑是更好地讲好中国政治故事的一个有效途径。

中国标准、国际表述：中国崛起背后是自己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有必要对这些思路和方法进行提炼，使之逐步成为可以进行跨国比较的国际标准

制度竞争也好，话语竞争也好，说到底，标准竞争是关键。

标准竞争有三种方法：一是追随者方法，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别人后面走；二是参与者方法，即参与别人标准的制定；三是领导者方法，就是自己制定标准来影响别人，最终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来做。在国际话语舞台上，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的政治标准，几乎打遍天下无对手，直至碰到了中国。

中国崛起背后是自己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思路和方法进行提炼，使之逐步成为可以进行跨国比较的国际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也应该是“中国标准”崛起的新时代。

我们要善于通过原创性研究，把中国成功的经验提炼成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话语，其中核心概念的提炼和表述最为重要。

我这些年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尝试。例如，我把西方政治制度的最大特征概括为“选举”，然后与此相对照，把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概括为“选拔＋选举”，并根据两种模式绩效的对比提出，以“选举”为主的社会将竞争不过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社会。

我把西方民主模式下的治国理政概括为日益民粹化的模式（即所谓跟着“民意”走的模式），把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概括为“民意”与“民心”（即代表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结合，并提出，以“民意”治国的国家将竞争不过把“民意”和“民心”结合起来的国家。

我把西方民主概括为“政体”（即形式民主）主导的制度模式，把中国模式概括为“政道”（即实质民主）与（不断探索）“政体”相结合的模式，并提出，只关注“政体”的模式将竞争不过把“政道”和“政体”有机结合起来的模式。

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有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我认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也许如此，但这只是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无非是可以保证领导人该出局的时候可以出局。然而，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国家要追求“上上策”的目标，即力求选拔出尽可能卓越的领导人。

这当然不容易，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保底的“下下策”（保证应该离开领导岗位的人离开）的结合，这是超越西方那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

美国人谈政治制度喜欢讨论“三权分立”，我提出分析现代政治关键要看的不是“三权分立”（因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都属于政治领域），而是更大范围内三种力量（政治、社会、资本）的关系是否有利于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

美国政治模式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三种力量的关系中，资本力量独大，几乎可以完全控制政治领域内的三权，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等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限制的。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而美国最富的50个人应该足以左右白宫的决策了。

资本无祖国，这些年又出现了新现象：今天资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愿望已明显减少，因为通过全球化和网络化，其最大利润的来源地往往已不是本国，这也是西方面临的一个新的制度困境。

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困难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平衡格局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的“中国梦”前景已经比“美国梦”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我还在不同场合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三条标准，来评述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的能力：（一）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中国有，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早就没有了。（二）政府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是强还是弱。（三）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是否能够较好地结合起来。这三条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及其未来前景。

总之，只要我们从范式转换、跨国比较、文化叙事、现代视角及中国标准、国际表述等五个层面着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中国政治故事讲得更透彻、更精彩，从而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提供更多中国智慧。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