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文明理论一样，新中国文明的独特特征也是以它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来定义的。正如一位中国理论家所总结的那样：

人类文明的新形式是中国人民的新创造，它是在共产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领导下——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延续和发展中国文化、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既不同于向恶习敞开怀抱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式，也不同于基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形式。它符合世界文明普遍规律的要求，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同化。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诸多缺陷，摆脱了资本主义异化的恶习，打破了西方对所谓“普世价值”的垄断。这种文明形式在吸收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基础上延续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丰富了人类对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人采用文明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行不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混合，而是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相结合，而中国思想已经基本吸收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西方理论。这种融合可以从上面引用的全会决议的措辞中看出。这里的“大同”（Great unity）一词来自中国古典哲学，它的意思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但直到二十世纪初，哲学家和改革家康有为才将其含义从古代转移到了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比如蒋介石，才开始使用它。“现代化”的概念源自当代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其结果是，只有关于党和人民的话语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列宁主义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不考虑术语上的差异，我们会发现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家所信奉的路线与梁漱溟的理论差别不大，顺便说一句，梁漱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开始将中国的文明模式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唯一不同的是，梁漱溟仍然认为最高文明应该建立在印度教的精神原则之上。当然，北京的理论家们可以宣称，他们发明的新文明形式就是共产主义，即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其他文明最终都会到达这个阶段。这将使他们的理论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然而，他们不太可能这样做，因为这将迫使他们完全放弃其他文明具有巨大价值的想法——而这正是他们反对的西方特殊论所依据的论点。

从实际情况来看，新的文明意识形态显然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因国家巨大的经济成就而日益增长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无独有偶，在许多国家——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和非洲国家，当民族主义的发展使得他们有必要将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与以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和文化相对立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

中华文明在新时代里正焕发新的生机。图为小朋友体验活字印刷术（中新网）

当然，与美国或苏联不同，中国还没有将其政治制度或经济模式强加于他人。在2021年11月16日与拜登总统的谈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不打算将其方法推广到整个世界。相反，我们总是鼓励其他国家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然而，有这样一种观点：中华文明新形式更卓越，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其他一切文明。这种观点自然会引发人们将中华文明推广开来的愿望，至少是要通过更有力的宣传来推广它。毕竟，如果你的文明样板是当今世界最好的，那么不接受它的人要么是愚昧无知，要么是中了敌人的诡计。而愚昧可以通过再教育来消除，例如，教育那些不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的中国公民。另一方面，必须与敌人作斗争。

在中国，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导致现状原因所在。因此，用西方政治学的术语来表达，中国的官方宣传正试图摧毁美国及其盟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正如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表达的那样：一方面，只有采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才能实现繁荣发展，而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形成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民主化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

纵观历史，不同的国家都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替代性方案，但没有一个国家真的根据方案成功做到了现代化。在这方面，苏联的解体对中国来说尤其有说服力、影响深远。正因为如此，中国表示，中国模式不仅纠正了西方的错误，也纠正了苏联的错误。当然，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可能会反驳说，中国民主化的时代迟早会到来，但中国显然不这么认为。中国认为，它终于找到了另一条可以引起他人效仿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认为中华文明无可挑剔这一论点，与其说让人想起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优势”（苏联从未声称拥有特殊的文明）的思想，不如说是让人想起以中国为中心的古典世界秩序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世界被分为一部分是文化上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华”）和属于蛮族的一部分（“夷”）——尽管中国皇帝的职责并不是要征服野蛮人，但中国皇帝却要让野蛮人相信“辉煌”的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他的劝说方式有：给予蛮族贸易和其他方面的特权、对亲华势力的军事支持等等。这往往导致中国的邻国和相邻的部族陷入对中国附庸般的依赖，即使中国没有直接征服他们，他们也要向天朝上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与此同时，中国真诚地相信，它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世界各地的中国外交官都言辞变得强硬，在他们看来，许多人不了解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人道的和公平的态度。这有时会促使这些国家改变其立场，甚至对中国道歉。中国人真的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做的有利于这些国家的最大利益的事情，会让这些国家的人生气。

宣扬中华文明的新路线可能会给中国领导层带来两个问题。首先，中华文明优越的判断可能让许多国家感到威胁，特别是那些古代是中国属国的邻国（越南，朝鲜，日本，缅甸等）。中国自信的外交政策和咄咄逼人的新外交风格，已经导致中国在许多国家的名声受到影响。如果受欢迎度继续下降，中国在其他国家的贸易发展将会受到限制——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其次，大多数文明理论家，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认为文明和人类一样，是会产生、成熟和消亡的——也就是说，它会自然而然地终结。然而，这样的中国的理论家可能不大满意这样的观念，他们将需要提出论据，论证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新文明形式将永远存续下去。

（本文发表于2021年12月18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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