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曾清晰地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如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结果是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如果人类的发展必定是场“零和游戏”，那么很遗憾，中国就要做好艰难的准备，以应对自身发展对其他国家利益的损害。如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么中国与其他国家就需对此作出最清晰、最迅速的阐释，以使它们潜在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本文尝试分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何以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

全球劳动分工

在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的第一章第一句话中，亚当·斯密阐明了国家间互惠互利的客观经济基础，下文中的其他分析全部来源于此：

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劳动分工，包括国际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中最强劲的力量，这一结论已被现代经济计量学完全证实。它有两个直接推论：首先，不同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并不依赖于它们的相似性，相反，是差异性强化了它们的共同利益。其次，劳动分工的利润最大化必然需要最大可能的经济互联和市场——在现代经济中，这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

正如在“相对优势”的经济分析中所证明了的，一个国家并不以自给自足而是以生产领域的相对专业化来获利，在专业化中该国具有最大的优势。基于上述原因，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战略性的政策支柱之一就是“开放”。

这一经济进程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它解释了“开放型经济”比“封闭型经济”发展要快得多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也已被事实完全证明。

——罗思义

准确而毫不夸张地讲，它也证实了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所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无论是用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这一西方术语，还是用中国的“劳动社会化”这一马克思主义概念，都可以分析这一相同的进程。这种劳动分工的结果必然是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习近平主席指出的这一进程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它们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间互相联系、福祸相依，成为“命运共同体”。

其他国家参与中国的劳动分工并从中受益，这一经济现实直接阐明了为何中国的发展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所有国家实现劳动分工的能力都取决于它们可以利用的市场规模大小和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因此，中国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为其他国家创造了无穷的发展机遇，它们从中国市场中获益并参与中国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并直接创造了全球最大的市场。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

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些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

国家的独特性

国家间的良性互动并非基于相似性，而是基于劳动分工，即差异性，这一点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用中国特有的措辞所表述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

尊重差异的必然性自然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因此，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必然存在，不仅在经济领域的劳动分工中体现出优势，在文化和创新性上也是如此。

习近平主席的一段话在此有必要详细引用：

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由此断定，中国寻求开放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横跨人类文化、科学和文明领域。“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合理的断言并不是宣称中国对知识的垄断。如果不向其他国家学习，中国就会贫穷——正如其他国家如果不向中国学习，也会贫穷一样。

同样可以断定，中国的独特性，即“中国特色”，不会在向其他国家学习以及与其他国家交流的过程中丧失——就像在与中国交流的过程中，美国不会丧失“美国特色”或者英国不会丧失“英国特色”一样。习近平主席曾经引用过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的一句话“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他用这句中国古语表达了“万物存在皆特定，因而独特”这一基本科学概念。

 由此，习近平主席生动地阐明了自己对国际关系的哲学思考，并将其具体运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由这些基本理念可以推断，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不是国家间不可能实现的相似性，而是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必然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