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之后，整个国家和我个人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我个人在这个时期已经没有机会实现我上清华做理工男的梦想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因为还在工作状态没有赶上，后来我的年纪很大，31了，没有读大学就考了一个研究生。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参与了一些党在转折时期的工作。1977年1月份，我还没有读研究生的时候，在中央宣传口工作，当时我们党的中央宣传部已经取消了，所以中央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临时建立了部门一个叫做“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是耿飚，地点在钓鱼台。

当时党内发生了“两个凡是”和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整个从中央到各个地区的高级干部都卷入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都要照办，毛主席决定的都要具体执行”，这个实际上是坚持过去老的错误的认识。后来由小平同志推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就把我们整个党的认识路线拨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我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另外我在那个时候也为我父亲起草了一些发言提纲。当时我父亲从监狱里出来逐步恢复名誉、平反，后来成为当时十一大的中央委员，参与了中央的一些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起点，我们现在确定改革开放元年是在1978年12月22日，就是以这份公报作为起始的。我后来有机会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因为我学的经济学。但当时副总理级的国务委员张劲夫，让我做他的秘书，他认为我作为年轻人能够帮助他和各方面联络。他101岁去世的，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推动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在这段期间我也对政治生活的进展做了一些工作，包括清理“三种人”等等。1984年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人生的节点，当时我对一些政治上的文革的事情曾经上书给陈云同志，得到了陈云同志的肯定。1984年6月，我第一次出国。今天出国对于在座的各位不算新鲜，用各种方式，旅游、访学，还有暑期的活动等等，但那是我第一次出国，那一年我37岁。当时一下去了六个国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眼花缭乱，很快，回来以后又去了一趟日本，我对去日本那边看到的感觉，他们富裕跟我们的鲜明对比，使我受到很大的刺激。

我们去坐新干线，现在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跟我们的高铁比是小菜，但当时我们坐新干线时的震撼难以形容。张劲夫是老同志，他跟我说：“日本哪里来这么多的水泥，这么多的钢铁？怎么有这样的技术，怎么有这样速度的交通？”我们觉得我们差距太大了，他说作为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一定要推动改革开放，所以我说他们为什么有那么急切的心情要学习，要开放，和这个感受是有直接关系的。

代表团成员在塞纳河上

1984年发生了很多事，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莫干山会议，如果你是学管理和经济学的，对中国改革史有一定的了解，一定知道莫干山会议，我不久前刚从那儿回来，今年是莫干山会议35周年。35年前，一批30多岁的学者、青年经济工作者，在浙江德清县开了一个会，会上124个人分成七个组，对农村改革、价格改革、对外开放、计划经济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等等彻夜地争论，提出了很多意见。

当时开会的人物都有谁呢？有前面提到的王岐山、马凯，还有朱家明、彭家南等等一批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提出当时在中国继续推动关键性的价格改革，因为中国计划经济原来的价格体制，是小小的一盒火柴，价格变动哪怕一分钱都要测算，这对全国人民的消费负担带来多大的影响，何况那些轻工业品、那些农产品都是非常严格的。

中央正在酝酿价格改革，用什么方式改？有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会上有主张一步到位的激进派的意见，还有提出来的渐进式，所以最后提出来双轨制。我知道要开会，就拉着当时的总理秘书，也是我们的同学上山跟他们沟通，他们晚上去，早上回来，选了一批他们的研究成果。然后经过选择选了七八个学者下山，张劲夫同志亲自跟他们座谈。最后劲夫同志经过整理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总理，说他们的意见很值得参考。然后当时的总理也批了，说很开脑筋。这样就把这个意见吸收到当时国家推动的价格改革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