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授对西方代表一种文明规范的观点进行了抨击。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文明的规范”如果我们所说的“规范”是指最常见的结果，其实就是灭亡。语言学家估计，自人类诞生以来，地球上有近15万种语言；其中只剩几千种仍在使用，而这个数字在大概一个世纪后就会减少到几百种。但中国违背了这种规范性的定义，它的定义不是口语，而是一种书面语言，它传达的意义不是通过声音，即意义的关联，而是通过视觉表现。

文明必须找到方法，来同化讲不同语言的无数部落。美国在过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将移民同化为具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文化。这样一来，祖辈生活在波兰或越南的美国人仍然分享着林肯所说的“记忆的神秘和弦，从每一个战场，每一个爱国者的坟墓，延伸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和家庭”，它是否会继续这样做还有待观察。现在美国正受到理论家的攻击，他们声称美国的建立是为了促进非洲奴隶制和其他形式的帝国压迫。

中国从黄河流域的小范围文明发展到包括整个领土，囊括从西部的沙漠和喜马拉雅山，南部的丛林，北部的冰冻荒原，到东部的海洋，它吸收了使用六种主要语言和三百种小众语言的人民。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的共同点比其他任何两个国家都多，它们都找到了将不同民族融入一个共同政体的解决方案，尽管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手段。这些解决方案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产生了两种文化，并导致了沟通上有很大的困难。

文教授在“定居”的中国文明和“游居”的西方文明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线。他认为：“举个例子，比如概括两个人的不同人生，说一个人是‘流浪者’的一生，另一个人是‘坐地户’的一生，意思就是前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流浪，后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未离开过本地；而这两个概括，对于前者并不排除他在大部分流浪时间的间隔期也会长住在一个地方一段时间，对于后者也不排除他在待在家乡的大部分时间的间隔期也会出去四处走一走。但是如果从两个人各自完整一生的对比来看，‘流浪者’的一生与‘坐地户’的一生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两个人的人生经验和感悟，各自的性格、气质、举止甚至相貌，都会有显著差别。若‘流浪者’的流浪生涯主要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霸占他人家园，那就更是如此了。”

文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定居文明”，而“西方、东正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是游居文明或移民文明”。中华文明的主体“在以中原为中心的近乎圆形的地理区域中连续定居了5000多年”。

相比之下，“今天所说的西方文明则完全不同，这个文明实际上是在旧文明的废墟上重新滋生出来的一个第三代文明，而它的起源、生长和壮大无不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大规模迁徙和入侵，所对应的重大历史事件分别就是公元5世纪前后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侵’和15世纪之后的大航海和新世界大殖民。在这个文明从诞生至今的整个文明历史上，这三次大迁徙就是它的主线，被利奥波德·兰克概括为‘三次深呼吸’”。

“同样，”文教授补充说，“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也都与此类似。东正教文明与西方文明同属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废墟中滋生出的新一代文明，后者在地理上转向西北部，前者则转向了东北部；自公元7世纪伊斯兰文明崛起之后，在这个新兴文明的挤压之下，东正教文明向北扩展到了东欧、俄罗斯和西伯利亚，而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众多草原游居民族错居杂处、相互杀戮的野蛮世界。

在从16世纪开始的4个世纪中，通过这个文明中最强有力的俄罗斯人对此前几个世纪里鞑靼人领土扩张的反攻，俄罗斯的疆域以平均每日增加130平方公里或者每年一个爱沙尼亚国土的速度向外扩张，最终占据了2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在这个扩张过程中，整个社会也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口长期处于不断迁徙的游居状态。伊斯兰文明同样是在一场民族大迁徙过程中诞生的，这个文明公元7世纪从阿拉伯半岛起源，随后伴随着一股向东方和北方的移民浪潮而迅速兴起，其迁徙规模堪比公元5世纪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各省。”

文教授继续说：“即使是印度文明也与中华文明有根本差别，由于其社会长期四分五裂，频频遭受外族入侵，缺少较长时间的统一和连续的大一统建设，所以尽管存在很大的定居社会，但也不具有类似于中华社会这种定居文明的特点，即连续的、大规模的、多元一体的定居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构成。”

他总结道：“除了中华文明，占据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几大文明都不是在连续的、大规模的定居农耕历史中形成的，都在文明出现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仍然延续着史前人类游居采猎生产生活方式；从中国人的角度看，都是不同蛮族各自历史的继续。因为关于蛮族的定义正是由最早发育出社会复杂性和成熟文字系统的定居社会给出的，从连续的定居农耕社会的角度看，居无定所、长期迁徙的游居社会，无论是骑马民族还是海上民族，都是蛮族。古代中国人将这类社会统称为‘行国’，属于‘夷狄’，区别于中国‘华夏’这样的‘居国’。”

西方人应该阅读《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一书，仔细聆听文教授的观点，并努力用他的眼光去看中国。